1949年7月1日，一辆军用吉普车悄然拐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押车的解放军拉开车门：“到了，下来吧。”
车上下来一个女犯，她穿戴得整整齐齐，疲惫的脸上不失几分矜持。望着高大围墙中城堡式的牢房，她喟然一声长叹，摇头苦笑：“想不到，真想不到。”她就是汪伪“第一夫人”陈璧君。
在狱中大谈曾经的革命经历
1945年，八年抗战拉开了胜利的帷幕，汉奸头目纷纷落网，陈璧君在羊城被捕后被押解南京。
1946年3月28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对她提起公诉，4月16日开庭审讯，22日判处她无期徒刑。随后，陈璧君被送往苏州第三监狱服刑。
1949年4月20日晚，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其中一支直扑苏州。苏州解放的当日，监狱即被接管。
5月27日，大上海解放。市政府大力改造了接管的提篮桥监狱的狱政设施。相比之下，提篮桥监狱的服刑条件较之苏州第三监狱要好得多，于是军管会决定，把陈璧君这个特殊的犯人从苏州移解上海，以利改造、养病。
上海的初夏连日西南风，气压偏低，陈璧君浑身不适。早先骑马时摔坏的老伤又隐隐作痛，躺在床上呻吟不止。管教干部闻讯后，忙请来医生为她诊治，并给她做了全面检查，发现她患有多种疾病。
考虑到陈璧君毕竟是个特殊的犯人，又体弱多病，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狱方给予宽大待遇：所住囚室通风透光，冬暖夏凉；允许亲属旧友探监，送日用品；征得她同意后，安排两个女犯与她同居一室，照顾她的生活起居；陈璧君提出每天用5热水瓶开水的要求，也予以满足。
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受到如此人道待遇，这是陈璧君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她忍不住偷偷对同室的女犯说：“这里条件比在苏州时好多了，吃的住的都好，还给我做了全面体格检查，而在那边整整3年从未检查过。我反共大半辈子，却受到共产党如此优待，实是始料未及。”她讲这番话，并非出于对共产党的好感，且听她后面一句：“我的身份就是与众不同嘛!”随之洋洋得意，大讲自己如何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如何与蒋介石唱对头戏一斗再斗……
拒绝宋庆龄何香凝的善意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一天，管教干部交给陈璧君一封信。信来自北京，是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何香凝联名发给她的。
宋庆龄与何香凝，早年曾和陈璧君共事多年，同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既有同志情谊，又有私人友情。当得悉陈璧君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有心拉她一把，于是一起去见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陈璧君的问题与汪精卫不同，是叛国投敌的主持者、参与者，而非决策人，建议在适当时候视其态度给予特赦。
毛泽东与周恩来了解陈璧君从革命者沦为汉奸的经历，表示尊重宋庆龄、何香凝的意见，当即作了如下表态：只要陈璧君发个简短的认罪声明，中央人民政府可以下令释放她。宋庆龄与何香凝于是联名写信给陈璧君。
陈璧君不认为自己有罪，又倔强好胜拉不下悔过的面子，所以拒绝了宋庆龄、何香凝的善意挽救：“我固守受审时公开宣布的立场，对日本的和与战都为救国，属殊途同归，无罪可言，无罪可悔，但愿在牢房中送走最后的岁月。”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困难，监狱宣传增产节约，她嗤之以鼻：“犯人的生活水平是最低的，怎么个节约法？除非不给我们吃穿。”1950年中共中央号召开展整风运动，她在犯人中挑唆：“外面整好了整里面，大家要有准备，我是不怕，大不了上断头台。”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入朝参战，她幸灾乐祸地说：“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美国人有原子弹，共产党能赢?”为鼓励犯人接受改造重新做人，狱方召开奖惩大会，给几个改造好的罪犯减刑。她不以为然地说：“最多减两三年，无期徒刑减为20年，等不到出狱就老死了，等于不减，还不是骗人的把戏?”
陈璧君这番话被汇报了上去，管教干部找她谈话，批评说：“你这是煽动犯人对抗政府的改造政策。”她则振振有词：“你们不是要求我暴露思想吗?我是暴露思想，不是煽动，不该给我扣帽子。”
多次“考验”管教干部是否真诚
一天早上穿衣起床时，陈璧君感到胸闷气急，目眩头昏，不能动弹，同室的女犯忙去报告。她被送进了监狱医院。经检查发现她心律不齐，血压偏高，忙施针药抢救。她脱离险境后，留院做进一步观察治疗，两个星期过后，方才出院回监。时不过月余，陈璧君又因血压高加内痔出血住进医院，先降血压，后做痔管切除手术。这一住，住了近7个月。
陈璧君的两次住院，都是一个她称为“骂人看守”的管教抬她去的，为她忙前忙后办理住院手续，直至把她安排到病床上。又是那个“骂人看守”，每天将她订阅的《解放日报》，准时转送病房交到她的手里。还是那个“骂人看守”，常俯身病榻前，询问病情，关怀备至。陈璧君的“铁石心肠”有所感动了，对“骂人看守”的态度变了，见面时尊称“先生”，说声“您好”。
1954年1月，陈璧君高血压、心脏病复发，第三次入院治疗。次年11月，第四次进医院做颈淋巴腺切除手术。手术后一段时间里，陈璧君难以自理生活起居，护理人员不但给她换洗衣服，还服侍她大小便，无一点厌烦之色。为使她早日康复，还指导她做健身操，陪她一起锻炼……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虽说陈璧君对共产党的敌意开始改变，但她的秉性与特殊身份决定了她复杂矛盾的心理。冬日将至，陈璧君翻出一件棉衣补了起来，连放风半小时也未出去散步。新来的女管教以为她病了，赶来囚室探看。
“哎哟!”陈璧君一声惊叫，“手指刺破了，出血了!”女管教忙掏出手帕为她揩血止血：“怎么样，我去拿红药水？”
“不用了。”陈璧君自怨自艾起来，“唉，从小娇生惯养，不会做针线活。”“我来给你补。”女管教飞针走线，一会儿就补好了。“真不好意思，非常之感谢。”陈璧君似猛然想起了什么，“同志，我这算不算剥削呀?”“这叫相互帮助，不算剥削。”女管教诚恳地说，“下次我教你，学几次就会了。”
此事并非偶然，而是陈璧君对管教干部的“考验”，看他们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先来的还是后到的，是否真心诚意对待自己。她还要“考验”平时很少接触的管教干部。
轮到女监洗澡了，陈璧君跨进浴室才走几步，一个趔趄滑坐在地上。“跌痛了没有?”女管教快步过来，弯腰搀扶。陈璧君哼哼不止，身体直往下沉，另两个女管教见状过来帮忙，费了好大的力，才将她抱坐在长椅上。事后，她在一份思想汇报中暴露内心：“我被扶起来后，心里很高兴，原来她们确是用尽了力气拉我的，当时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犯人，因为她们是几乎把我抱起来的。”
去世前给子女写信盼他们回国
狱方思想教育与人道待遇相结合的改造政策，开始让陈璧君从心底里佩服了。她不只服从管教，对过去一向拒绝承认的汉奸罪行，也开始有所认识，当然并不彻底。
1958年3月，陈璧君第七次住进了医院。由于病来得凶猛，她失去了信心，对管教干部说：“这次恐怕是有去无回了。”“你要振作精神，鼓起战胜死神的勇气。”管教干部鼓励说。陈璧君顺从地点点头：“我听你的话，要坚强起来，不怕死。”三个星期后，她的病好了，自己走回了牢房。
1959年5月2日，陈璧君再次入院，医生诊断是心脏病、支气管炎、高血压并发，虽全力治疗，不但不见好转，反而又并发了大叶性肺炎。百药罔效，群医束手，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陈璧君自知回天无力，对管教干部说：“告诉医生，不要再为我浪费针药了，你们已尽到责任了，感谢你们。”
5月19日，她给在海外的子女写了一封信，从中可见党和政府对这个特殊人物的改造效果：
诸儿同阅：
我于本月2日因病蒙人民政府在革命人道主义待遇下进入医院，现由中西医会诊处方，病况较为严重。万一不幸与诸儿永别，盼诸儿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以加倍努力工作，报答人民政府挽救我之深厚恩情。吾死无别念，因你等均已达而立之年，遗憾者未能目睹祖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延至6月17日，陈璧君医治无效去世。由于她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尸体由一远方亲戚收殓火化，骨灰后送往香港。
慕安/文 据《文史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