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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完美谢幕了，总导演张艺谋的功力臻于炉火纯青。开幕式后，张艺谋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本质上就是一农民。

　　“农民”张艺谋是如何走进电影界的？这个曾经“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孩子，又是如何在电影这个喧嚣浮躁的世界里步步登顶？本书将真实再现张艺谋的电影轨迹，并详尽讲述其电影之外的多彩生活。

　　[上期回顾]

　　1978年，张艺谋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可是因为超龄了，他连准考证都领不到。后来在白雪石、黄镇、华君武等人的帮助下，张艺谋终于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入学半年后，张艺谋对肖华的着装要求越来越高。大学毕业后，张艺谋被分到广西，离校前，他让肖华来北京结婚。

　　广西电影制片厂似乎注定要在中国电影史上大书一笔，而这一笔的落脚点肯定少不了一个人，他就是当时广西厂的厂长魏必达。电影圈外的人很少知道这个名字的，可就是他成就了两部电影和一代导演人。没有魏必达就不会有青年摄制组，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八个》，说不准也没有后来的张艺谋。

　　《一个和八个》未能通过审查，这笔损失可以说巨大。张艺谋他们当初是立过“军令状”的，不知通过审查这一项是否是“军令状”的内容之一。不管怎么说，电影不能放映就无法收回投资，这个责任靠张艺谋、张军钊等几个小青年根本承担不了。所有一切都由这个名叫魏必达的厂长承担了。

　　不仅如此，拍摄《一个和八个》的同时，魏必达还想拍其他一些电影。为此，他找到了陈凯歌。

　　陈凯歌在云南下放过，当了3年知青，也是由于会打篮球得到一个参军的机会，直到1976年他返回北京，在北京电影洗印厂当一名工人。1978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和张艺谋不同的是，陈凯歌生来与电影有缘，他的父亲陈怀皑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母亲是高级编剧。

　　陈凯歌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当时在北京儿童制片厂工作。陈凯歌显然比别人幸运，他进入制片厂就领到了任务，担任一部影片的副导演。也正在此时，魏必达找他来了。他拿了两个本子交给陈凯歌，对他说：“你选一个。”

　　陈凯歌选了其中的《深谷回声》。在一次采访中，陈凯歌谈到了接受这个剧本的过程：“一个是我的幸运，同学们都很支持；另外就要感谢广西电影制片厂的魏必达厂长，这个老厂长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是拿了两个本子给我，说这两个本子中间你可以拍一个。我就看了陕西西安电影制片厂张子良所写的，当时不叫《黄土地》，叫《深谷回声》，他是从柯蓝的一篇散文改编的。因为张子良本人是陕北人，所以他对当地的风俗、民情都很了解，我没去过陕西，我是拿了剧本之后才第一次去陕西，那个时候才真正地受了感动。”

　　拿到本子后，陈凯歌到陕西体验生活，尽管他说真正受到了感动，可实际上对于这个本子到底应该怎么办他心中没底。根本问题在于《深谷回声》是一个陈旧的题材，陈旧得再没有力量。按照陈凯歌的话说，他们这代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反传统，既然要反传统，就一定要创新。可在这样一个陈旧的题材上怎样创新？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1984年初，《一个和八个》在小范围内传放，引起圈内极大震动。张艺谋仅仅在西安休息了几天，便赶到北京去和陈凯歌会合。张艺谋这次去北京带去了一张极其关键的照片。这是一张陕北大鼓的照片，许多人在一起打鼓，场面极其宏大。张艺谋本人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大场面，仅仅从照片中感受到了。他之所以给陈凯歌带去这样一张照片，只有一个原因：对于《深谷回声》，他有自己的想法。

　　张艺谋认为，《深谷回声》这样一个陈旧的题材，要想拍出新意，只有一个办法，一定要在形式上取得突破，将老陕西黄土高原那些最有震撼力的民俗风情表现出来，当然，也将传统中某种陈腐的力量予以体现。

　　在此基础上，导演陈凯歌、摄影张艺谋以及美工何群等人一再海侃胡侃，终于让《黄土地》脱胎于《深谷回声》，赋予它新的生命力。整个故事还是那个与旧婚姻斗争的基调，不同的是，张艺谋在表现形式上进行了大胆创新，比如大鼓和大片的黄土地，比如滔滔的黄河水，以及陕北民歌、祈雨、婚嫁仪式等。在他看来，这些东西早已经不是自然属性或者民间俚俗，而是文化，是一种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里的文化。这样的文化传承是极其顽固的，是像黄河水一样生生不息的，仅靠某几个人的力量很难改变。

　　最初的方案中，几个主创人员的意见并没有完全统一，张艺谋于是提议再去陕西走一趟。那时可是大冬天，西北天寒地冻，陈凯歌、何群以及张艺谋等人顶风冒雪来到陕西。他们一起参拜了黄帝陵，并且在张艺谋的安排下观看了腰鼓阵。那阵势排山倒海、汹涌澎湃，一下子将所有人都震住了。此后张艺谋拍片一直都在追寻着一种东西，用他的话说，是大气磅礴，更具体点说，那是一种极度渲染的力量，一种由气势造成的巨大冲击力，一种由声音、色彩、画面等诸多因素组合，对人的感官形成强大刺激的视觉效果。

　　陈凯歌站在腰鼓阵前，脑海中冒出的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句话代表了美学的最高境界。陈凯歌为什么会想起这句话？因为他耳边响着腰鼓的轰鸣，那是一种震天动地的巨响，可在这巨大的响声中似乎又万籁俱寂，一点声音都没有。那一瞬间，他完全理解了“大音希声”，并且产生联想，希望未来的这部影片正是一部“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作品。

　　至于张艺谋，他天生就喜欢“大”的东西，喜欢“大而造势”。在《一个和八个》中，他就“大”了一次，其中有一个万人坑的画面就是张艺谋想出来的。那个画面可真是震撼人！这很容易让人想到秦始皇兵马俑，那也是一个“万人坑”。同时，这种“大”又是中华特有的一种文化，《黄河大合唱》震撼人吧？原因就是它的气魄大。

　　于是，《黄土地》的基调形成了，那就是大，就是对大和色彩的极端强调。为了突出这一点，他们有意挑选在冬季拍摄。冬季里没有绿色，突出了《黄土地》的黄，用高地平线的构图法使大块黄土地占据画面。有人进行过统计，整部影片共有549个镜头，其中表现黄土地、黄河、太阳的空镜头多达20多个。

　　张艺谋他们自己总结说，他们力求拍出油画般的效果，拍出新的意味，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突显人们从原始的愚昧中焕发出的呐喊的力量，表现从贫瘠的黄土中生发出的荡气回肠的歌声。《黄土地》之所以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力量，那是因为他们用镜头深入到了中华文化的骨髓，激发了那种最原始的力量。

　　在《黄土地》中，张艺谋希望找到“黄色山岭上的一条白色小路”，扛着摄像机跑了很多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黄色山岭，与自己想象中的十分契合，也有一条小路，可那条小路是灰的，不是白的。张艺谋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陈凯歌，然后由陈凯歌率领整个剧组在那条灰色小路上走“卓别林步”，硬是将那条“理想中的白色小路”给踩出来了。

　　这件事充分说明，“第五代”导演，尤其是张艺谋，在追求画面效果上那种求极致的精神。这种极致就是力量。用画面来宣泄力量，恰恰是“第五代”导演的成名法宝。

　　张艺谋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最大的特点还不是他的创作才能，而是他玩命的工作作风。他说：“我对艺术要求严格，对自己更狠，干起活来能不吃不睡，不洗不涮。”拍《黄土地》在陕北前后有两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里，他每天都穿着同一双胶鞋，甚至连袜子都没穿。那段生活也极其艰苦，因为广西这样的小厂根本拿不出多少钱来，他们不得不节省开支，甚至连正餐的饭都省了，啃点面包了事。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撤离陕北，赴北京洗印途中遇上了大雨，道路极其泥泞，车子陷住了开不动，他们几个人只好下来推着车子往前赶。到达太原之前，张艺谋让车子停下来，表情严肃地脱下了那双跟了他两个多月的胶鞋，恭恭敬敬地放在公路中间，像是完成了某种仪式地说：“你跟我不易，现在我拍完了，我把你留在这儿，真有点难舍难分呀！”

　　《黄土地》样片出来后，在北京试映了几场，引起巨大反响，甚至可以说引起轰动。因此，“第五代”导演正式破茧而出也就成了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