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完美谢幕了，总导演张艺谋的功力臻于炉火纯青。据传，开幕式后，老谋子的片酬涨到2000万，是不折不扣的大师级。关于这一切，张艺谋自己则说——我本质上就是一农民。

　　“农民”张艺谋是如何走进电影界的？这个曾经“被人从门缝里看着长大的”的孩子，又是如何在电影这个喧嚣浮躁的世界里步步登顶？本书将真实再现张艺谋的电影轨迹，并详尽记述其情感历程以及电影之外的辉煌人生。

　　任何人的身上，都强烈地打上了其家庭的烙印，这种烙印就像影子一样，会伴随他的一生。张艺谋的身上会有其家庭的烙印吗？绝对有，而且更加深刻。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的男主人公，张艺谋就是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他想表现父亲所经历、所承受的一切。“父亲”背景其实很简单，简单到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分配到乡下教书，因此和“母亲”有了交集，并且有了平淡得像白开水一样的爱情。

　　张艺谋的父亲名叫张秉钧，母亲叫张孝友。说起他们的出身，都颇有点门第。张艺谋的外祖父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名税务员。这是一个肥缺，职位虽然不高，收入却不少。他一生娶过四房太太，张艺谋的外祖母是他的第四房太太，19岁一嫁入张家，就成为许多个孩子的母亲。她本人生过两个孩子：儿子张乃光，女儿张孝友。

　　张艺谋的父亲祖籍陕西临潼（旧县名,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北部，1997年改设临潼区）相桥镇。张艺谋的大伯毕业于黄埔第九期，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职位是军参谋长，后来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张艺谋的二伯则毕业于黄埔军校汉中分校。张秉钧是个沉默的人，新中国成立前曾当过军需官，曾经拥有国民党军籍。西安解放前夕，张秉钧离开军界，在陕西省财政厅当会计。

　　张孝友当时年方19岁，正是如花般的年龄。她就读于西安的一所教会学校——玫瑰女中，正梦想着高中毕业后考入大学深造。可是，她的家人不同意，一再施加压力，要她结婚。张孝友被逼无奈，只好说：“谁供得起我上大学，我就嫁给谁。”

　　经人介绍，张孝友认识了29岁的张秉钧。张秉钧有些新思想、新观念，经济上又过得去，对于张孝友的要求，他是完全支持的。既然双方同意，婚事便紧锣密鼓地筹备开了。事情非常凑巧，他们选定的结婚日——1949年5月20日——竟然就是西安的解放日。正是这一天，西安城里的国民党的旗帜被扯下了，换上了共产党的旗帜。

　　1950年11月14日，早晨7时许，西安市西郊梆子寺街的张家迎来了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张艺谋。喜得贵子，张秉钧乐坏了，他立即张罗着向亲戚报喜。外公接到这一消息，开始琢磨给孩子取名。他拿出一张红纸，在上面写了3个字：张诒谋。“诒”字是一个不常用的字，诒谋，有遗传了祖先某种谋略智慧的意思。联系父母的家庭背景，父系算是军人家庭，母系算是书香门第，古文中有“诒厥孙谋”之语，意即为子孙谋划。外公对“诒”字的理解是“诒者勋也”，是期望他在未来建立功勋，光宗耀祖。

　　1951年，张孝友的哥哥张乃光考上了西北大学生物系。此事对张孝友产生了极大的鞭策作用，她再一次向丈夫提出了读大学的想法，并得到了丈夫的支持。第二年，张孝友便考上了西安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给张秉钧安排了一份新的工作，去省农林局下辖的一所学校工作，月薪60多元。张孝友于1955年大学毕业后留在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工作，月工资59.50元。当时中国人的平均工资大约只有30元，可以说张家的收入还是过得去的。

　　但是，张家远远不止3口人生活。张艺谋又添了两个弟弟——张伟谋和张启谋。张伟谋出生于1954年，正是张孝友读大学期间。为了生育，她不得不休学了一段时间，也将寄养在哥哥张乃光家的张艺谋接了回来。当时，每出生一个孩子，家里的生活水平便降一大截。

　　张艺谋上小学的时候，有两大爱好：一是画画，二是看小说。爱上摄影是成年之后的事。因为家庭出身特殊，一般孩子不太喜欢和他扎堆，可年幼的他需要得到伙伴的认同。他看的书多，并且都能记住。他将自己看到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他们自然就会接近他，甚至还会带着某种崇拜的心理依赖他。

　　张艺谋曾说：我实际上是被人从门缝里看着长大的。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压抑、扭曲，即使现在，家庭问题平了反，我个人的路走得比较顺了，但仍旧活得很累。有时也想试着松弛一下，但舒展之态几十年久违，怕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回来。因此，我由衷地欣赏和赞美那些生命的舒展和辉煌，并渴望将这一感情在艺术中加以抒发。人都是这样，自己所缺少的，便满怀希望地去攫取，并对之寄托着深深的眷恋。很坦率地说，我一直是比较自卑的，一直是这样收缩性地做人，从小养成这样的性格……但是……我在电影的表现上，尤其在电影形式的表现上，极尽之能事，尽量把这个形势渲染得很极端。我喜欢在电影的表现形式上走极端。别人分析我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我想可能是这样子。

　　生命中包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内向的张艺谋绘画、看书、沉默、思考，这些时候也是在积蓄力量，正如他所说的，后来拍电影时力求表现形式上的极端等就是这种力量的释放。

　　张艺谋说自己喜欢表现形式上的极端，其实也就是强调他对表现形式的追求。他对形式的执著精神，整个电影圈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和他相提并论。

　　张艺谋的第一次恋爱，也与形式有着极大的关系。

　　中学时，张艺谋读的是西安市第三十中学，在这里，他的绘画能力得到了老师的重视，让他负责班上的黑板报。

　　张艺谋在绘画方面无师自通，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他当时的水平。“文革”开始时，张艺谋只是一名16岁的初中生，那时大街小巷贴满了毛主席像。张艺谋别出心裁，自己动手画了10张毛主席像，贴在自己家的门上。画毛主席像可不是一般水平的人能够完成的，如果他画得不像，他父亲张秉钧绝对不敢往墙上贴，何况还是贴在自家门上，过往来人能够看得一清二楚。张艺谋对此也颇为自负，觉得自己这一能力在班上无人能敌。

　　但是，很快班上就有一位女生向他挑战了，这位女生名叫肖华，是一名转学生。肖华的父亲是北京大兴县黄村人，母亲是河北安新县白洋淀人，两人先后到北京上大学，相识并且相爱，后来被分配到第一野战军并随军入川，辗转到达西安。

　　1951年肖华出生时，父母还没有转业，部队实行供给制，她由国家出资雇人抚养。肖华的弟弟出生后，父母便将肖华送到北京外婆家。小学快毕业时，父母曾想将她接回西安，可她不想离开已经熟悉的环境。直到1965年，肖华也不知怎么的，突然下定决心回到出生地。仅仅一个多星期，她便办完了户口和转学手续，独自一人乘火车前往西安。她选择了西安市第三十中学，肖华就这样和张艺谋成了同学。

　　按照肖华自己的话说：“我相貌平平，又不大爱讲话，一开始总以为班上没人注意到我。”事实肯定不是这样。肖华来自北京，那里是祖国的首都，她的到来给这所学校带来的冲击还是挺大的。这种冲击既来自肖华那一口京片子，也来自肖华的穿衣打扮和当地女孩完全不一样。肖华的这些话非常谦虚，但不难看出，她成了同学们关注的焦点。这种关注更多的是来自班里的男生，在这些孩子们眼里，她肯定不会是“相貌平平”。

　　肖华引起张艺谋注意，是从老师安排她参与班上出墙报的工作开始的。班主任组织了一个小组，她和张艺谋都是其中的成员。原来在这个小组中张艺谋显得特别自信，他认定整个班上没有人在这方面能够超越自己，不料肖华第一次交出的两张画就把张艺谋震住了。

　　这两幅画让张艺谋产生了一些极其特别的想法：一方面，他从来都没想过竟然会有人在绘画方面超越自己；另一方面，肖华的绘画竟然引起了同学们的特别关注，也让他有些醋意。他觉得这个女孩非常特别，目光开始更多地投向她。

　　肖华承认：“几乎在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张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