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受贿4000余万元仍未判死刑，只判无期？”对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的判决，许多民众表示不解。法律专家则认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救”了胡星。

　　（8月4日《检察日报》）

　　常常有涉案金额超过千万的巨贪被判死缓或无期，涉案金额只有几百万的却被判死刑。这的确令人费解。我绝不是为后者叫屈，只是觉得这种判决，难以让公民对法律产生朴素的公平信仰。

　　之所以存在这些差异，按照司法部门的解释，是有些犯罪分子涉案金额虽然大，但其认罪态度好，且赃款大部分退了回来，因而得到从轻处罚，胡星案正是如此。刑法规定：受贿罪只有“情节特别严重的”才能适用死刑。就胡星案来讲，专家的说法是“本案中被告人胡星犯罪持续时间长，受贿次数多，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严重破坏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秩序，论罪应当从严惩处”。但专家又说，“基于胡星能够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所犯罪行，认罪悔罪并积极退赃，其犯罪所得及其孳息已全部退清，具有自首情节和确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宽处罚”。这期间的弹性实在太大！只要往“但是”上一靠，就可以贪而不死了。而“但是”后面的所有内容，则完全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

　　美国学者亨廷顿说，“软弱就是腐败的机会”。如果对动辄上千万元乃至上亿的贪污，只给以死缓的判决，这就是一种软弱。如果不加大腐败分子的腐败成本和腐败风险，就难以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在判死刑与否上有这么大弹性，最终受伤害的，只会是法律的尊严和人们对法律公平的朴素信仰。

　　（海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