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文化局局长陶诚做客广州电视台“行风大家谈”节目，遭遇观众和主持人近2个小时不留情面的投诉和质疑。在节目结尾，这位音乐博士给市民弹奏了一曲贝多芬的《献给爱丽丝》，不少刚才还在提意见投诉的市民忍不住跑过来跟陶诚握手，有的还盛赞“局长真是有德有才啊”。（7月29日《新快报》）

　　这一幕很具戏剧性，艺术果真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吗？民怨是真实的，市民赞赏官员才艺，并不能说明他们原谅了官员执政履职的乏力。文化官员能弹钢琴，见证了他个人的艺术修养。但文化官员毕竟不同于音乐家，他最终能否赢得市民的信赖，靠的是执法行政的成效，而不是钢琴演奏的技艺，或者艺术修养本身。一个优秀的音乐家不见得就是一个好官员，只有真正解决好市民所诉所怨，艺术才华方能更有意义。在这一点上，履职能力是1，所有才华与修养是后面的0，没有1再多的0也毫无价值。

　　但反过来说，这一曲美妙的曲子亦有其存在的意义。一个官员在连遭近2个小时炮轰的情况下，没有暴跳如雷，没有脸色铁青，而是充满诚意地向市民弹奏鞠躬。这样的细节，传达了官员个体的谦逊风度，亦见证了一个地方整体的政治文明的气度。有这样的风度和气度在，则民贵官轻的意识必得以确立，则顺民意而改进的工作原则必得以贯彻。故而，从市民赞赏官员的艺术造诣，到市民认可官员的职业能力，这样一个转换的过程未必不能够实现。只是，其间必然少不得奋发与努力。

　　传说孔子的弟子宓子贱做县令，身不下堂，弹琴读书，就把辖区治理得井井有条，后人赞为“抚琴而治”。后世以来，这个词往往被误解为官员的自我吹嘘。其实，它的深意还不为人所共知。宓子贱的后任县令疲于政务，就前去请教宓子贱何以轻松胜任。宓子贱说，你忙于自己出力，我胜在善于用人。所以，所谓“抚琴而治”实际上隐藏着行政的规律与智慧。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要达到善治的境界，仅知人善任还远远不够，以人为本、恪守法度、广纳众议、讲求效率，如此等等都不可或缺。

　　这一点对于现代官员也不无启迪，一个城市的文化事业靠一个官员是不行的，市民向首长问责的要义，还在于首长严格问责于部下，如此方能成就满足公众意愿的机制。仅靠弹钢琴无法消民怨，但弹钢琴却未必不能看作实现“抚琴而治”的先声与宣言。官民互动，履职问责，民怨之消并非难事。（周东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