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开放之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曾四赴胡佛研究院。杨天石所在的近代史研究所大约有10人次到“胡佛”抄录蒋的日记。近代史研究所的前所长张海鹏是其中之一。2006年3月，他和杨天石同时踏入胡佛档案馆的大门。张海鹏在胡佛档案馆待了5个星期，第一个星期读国民党改革委员会(蒋介石赴台之后一手创办的改组国民党以求自新的机构)的资料，剩下四个星期专攻蒋介石日记，抄录了30万字。7月1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胡佛研究院和复旦大学的学者在北京座谈他们依据最新资料得出的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

　　写给别人看,还是写给自己看?

　　张海鹏认为,蒋介石日记“在历史大势上没有提供新的东西”。

　　关于蒋介石日记的一个争论是: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到底有多高?他的日记到底是写给别人看的还是写给自己看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在蒋介石1928年3月31日的日记里读到宋美龄留的字条:你今天记的东西如果让别人看到会有麻烦。但这个字条有太丰富的含义,既可以理解成蒋介石在日记中写真话,又可以理解成蒋介石在写了真话之后,预留了包括请宋美龄过目在内的“审查机制”。

　　宋曹琍璇以亲属的身份,更近距离的观察、捍卫蒋介石日记的真实性。“我想每个亲身读过蒋公日记的人都晓得他是写给自己看的。在他1949年之后的日记里不断出现他把1949年之前某一天的日记拿出来看,并且给经国先生看的记载,如果当初的日记都是假话,我想二蒋父子也不必事后一而再再而三自欺欺人。我们当初决定公开日记的时候,受到来自蒋介石家属的非常大的阻力。蒋孝梅甚至一度要起诉蒋方智怡。只是因为蒋方智怡的做法完全合法,起诉才没了下文。因为日记是蒋介石留给经国先生，经国先生留给蒋孝勇,蒋孝勇死后又留给蒋方智怡的。我们在决定是否公布蒋公日记之前还曾经回台湾向各位老先生请教。像秦孝仪先生(蒋介石秘书)就是非常反对开放的,理由是对老人家隐私不尊重。”按照胡佛研究院和蒋家的约定,宋曹琍璇在五类信息上“贴条”:个人隐私；个人财务情况；健康状况；敏感的人际关系；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某人给出刻薄的负面评价,而这个人的后人目前还在台湾执政。

　　按照这个标准,蒋介石日记被贴条的地方非常少。

　　赴台之后的“整党”

　　1950年2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此次复出主政对于军政经济制度政策、人事组织以及本党改造方案皆未确定,恐蹈过去功亏一篑之覆辙,或不如过去之尚有所成也。故三十日之内必须积极准备,对于下列各项必须切实研究,有所决定也。

　　在下文中,蒋介石用红笔画出六个圆圈,每个圆圈后面是一项有待落实的“要务”,包括政府组织形式、干部会议纲领与人选、总体战实施程序与经济政策、监察制度与组织之实施、党的改造方针、台湾党政方针与人选。

　　这篇日记掀开了国民党赴台之后“整党”的序幕。

　　事实上,早在1948年,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大局之危险困厄至开封沦陷以至极点,乃知历代亡国之原因并不在于敌寇外患之强大,而实在与内部之分崩离析所致。尤以亲近左右之干部不知自强自立而一意推诿塞责……只怪他人,互相抱怨,而不肯为国家尽职责,减损丝毫之权益与名利,凡一切失败皆推至元首一身……”那个时候蒋介石就萌生了“整党”的想法,但是每况愈下的战况,再加上国民党“中立委”对“整党”提议敷衍塞责,蒋介石的计划并未付诸实施。

　　到台湾之后,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给他吃了定心丸,之后，“国民党改革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从1950年到1952年,“改革委员会”一共开过420次会议,一周要开4次会。胡佛研究院把每次会议的记录及委员们之间的通信都收入档案馆。

　　蒋介石以“改革委员会”取代了被认为无能低效的“中立委”和“中执委”,改革委员会以陈诚为首,由16名蒋介石的得力干将组成,平均年龄47岁,全部拥有大学学历,其中9人有海外留学经历。蒋介石把他的反对派组织到一起,形成没有任何实权的“中谏委”。

　　蒋介石开始了他在台湾高度集权的铁腕统治。意识形态灌输和党纪整顿被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上。

　　1949年10月16日,蒋介石在阳明山官邸附近建起了国民党的党校“革命实践研究院”。任何人如果想在国民党或者台湾政府谋得高位,都必须先在这个研究院接受4到6周的培训。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个研究院培养了3000名“毕业生”。

　　继“改革委员会”从上层改组国民党之后,蒋介石又开始国民党基层的“换血计划”。蒋介石认为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从1950年年底开始,国民党以“党员再登记”的名义,把“内战中与党失去联系”的国民党党员重新招募入党,并让这些人作为种子从台湾本土发展党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党员。到1952年,台湾的原住民党员中40%具有高中或大学以上学历。国民党党员从赴台时的5万人扩大到28万人。

　　“村镇一级的民主选举”

　　1950年到1951年,“改革委员会”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组织村镇一级的民主选举。

　　1949年到1953年,在陈诚的直接领导下,台湾进行了不流血的土改。第一步是减租——规定最高地租是农民年收入的37.5%；第二步是向佃农出售岛内1/5可供耕种的土地,佃农买地不用真金白银掏现金,而是以十年为期用劳动所得还债,且不算利息；第三步是把地主的土地收归“国有”,政府以土地债券和股票的形式赔偿他们的损失。“‘土改’全面铺开之后,陈诚和‘改革委员会’成员的执政信心大增。”胡佛研究院的马若孟教授在《与过去决裂——国民党改革委员会1950到1952》中写道。

　　（据南方周末 石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