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忽然看到了很多“大接访”的报道。如此集中地看到这样的报道，使我知道这是一项从上至下布置的工作。

　　成效，据报是明显的。很多感人的场面各散在各地，书记一怒为民生、千人上访十年的问题现场得到解决等等，使人只恨“大接访”没有早日得到开展。访民的反应很热烈，诉告的哭、幸福的笑和感激的跪杂然有之，使人不胜唏嘘。这些场面还没见人归拢，归拢起来必然可以让人更加赞叹不已。

　　看到了一些评论，不算太多，也算是众口齐赞吧，“大接访解决大问题”“老大出面就不难”“带来和谐之风”等等，相当振奋人心。效果也在呈现，“九成上访者表满意”“集体上访下降87%”等等，使人感到“大接访”这种做法真是必要。还有一颗定心丸：“大接访是工作要求而非阶段性运动”，也就是说要制度化、经常化，搞成长效机制。

　　上访、接访，这是早有的。“大接访”，这是新鲜的，至少从名称上看是新鲜的。接访前面加了“大”，上访前面却不能加“大”。“大接访”是可喜的，“大上访”则不是，从命名的区别，我大约可以推想这样一个结论。

　　接访前面加一个“大”，指什么？规模吗？要大规模地开展接访活动？或者指级别，一把手去接待信访，而不是像一般的信访那样，只由信访部门出面？看实际的操作，似乎是指级别，由一把手来率队接待信访。这是以示重视，也不只是显示一下重视，因为一把手出面，会有很多相关部门负责人跟着到场，而且权力可以在现场展现，这就是出现很多“现场解决”的佳话的原因。“老大出面就不难”，确实是这样的。

　　我想，“大接访”的出现，以及实施这一举措的必要性，足以说明上访中的问题有多么严重。我又想到，上访中的问题积累到如此严重，而“大接访”现在才得以推出，是因为“一把手”现在才被赋予了参加信访接待的工作内容，还是一直就有这样的工作要求而未被履行呢？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知谁可以回答。

　　接下来，另一个问题是，“一把手”抓信访，是信访问题积累太多，因而出现了集中处理的必要，还是因为现在终于发现了一个“老大出面就不难”，因而有准备地推出了一个新的制度呢？暂时，还没有答案。

　　第三个疑问，“老大出面就不难”，不只是可以验之于信访，简直就可以验之于所有的方面。那么，“一把手”不能亲自出面，是不是本来就应该要产生“老大难”，如果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一把手”出面才能变得不难，固然可以表明“一把手”是多么不可或缺，工作是如何有效，但“一把手”只有一个，事情又实在太多，该会有多少事情会困难重重？

　　第四个疑问。有时我们困于“一把手”权力过大，缺乏监督，有时我们又欣赏“一把手”行权自如，什么问题都可以当场拍板。信访中“老大出面”，解决问题不少，而老大不出面，问题则不得解决，是因为事情原本应该解决，还是因为“一把手”超越了限定？如果本该解决的事情，非“一把手”到场则不解决，那就是体制的失败，因为从体制上讲，存在着各种处理具体事务的相关机构，这些机构没有去办事。如果是“一把手”越过了限度而拍板，可以说问题的解决只是因为权力的机变，而这种“机变”之所以可能，是不是又可以证明“一把手权力过大”？

　　按照中国的制度设计，公民权益的保障有很多种途径的设计，信访应属权益保障总体制度设计中的一个补充，而不是保障公民权益的主渠道。一些国家没有信访部门，公民权益保障也并非无计可施。但信访仍然淤积了大量的问题，公民感觉权益受损以后几乎只能想到上访这一条道路。而信访部门很多情况下是以抄转作为处理，上访者穷多年之力而难以安定地生活，还有相当多的地方甚至将公民信访渠道也加以堵塞。

　　从集中处理问题的角度来说，“大接访”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从公民权益保障的制度设计来说，必须靠“大接访”这种形式来解决问题，这很令人深思。从权力运行的有效性来看，“老大不出面就很难”可以说是制度运行的失败。从权力应当被制约来看，“老大出面就不难”不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