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以来，大接访正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随着活动的深入，“大接访”越来越成为一个媒体热词。但是说到大接访，说到大接访的背景，不得不提及另一个词：瓮安事件。人们不禁要问：假如大接访活动早已开展，并且起到了良好的化解基层矛盾的作用，是不是可以避免很多类似瓮安事件的发生？如果真能如此，大接访是不是应该逐步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快报记者就大接访以及由其延伸的诸多相关话题，分别采访了著名学者 毛寿龙、桑学成。
老百姓“信访”不“信法”
星期柒新闻周刊：从已经开展大接访的区县来看，几乎是处处火爆、次次火爆，这样的情况说明什么？
桑学成：最近我也听到一个说法：老百姓“信访”不“信法”。信访——找领导，信法——找法院。相比之下，为什么还是找领导的多？总的来说还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仍处于一个转型期，还没有完全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很多人还是希望能有一个清官帮他们解决问题。
星期柒新闻周刊：从当前来看，大接访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桑学成：现在是发展机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发展的形势非常好，而社会问题也比较多，特别是与民生有关的问题如拆迁、农村土地占用等，开门信访直面群众，这是解决基层矛盾的重要渠道，也是官员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
平时不“接访”今后得“截访”
星期柒新闻周刊：大接访活动除了要求区（县）委领导坐镇接待群众外，还要求一把手包案下访。从群众上访变为官员下访，说明什么，有何意义？
桑学成：现在的政绩考核中，官员们考虑的主要是，我的发展政绩要看得见，GDP多少、发展速度有多快，只见物不见人。在实际操作中更看重GDP，对民生问题反而忽视了一些。所以，发展的理念要转变。官员除了接访，还要进行主动下访，下去少了，上来的就多了。如果你整天坐在上面，就会有很多群众上来找你。更重要的是深入基层中去，了解群众的疾苦、困难，所思所求，学会长期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学会“弹钢琴”的能力。
星期柒新闻周刊：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前一些地方经济发展了，百姓却还是不满意。
桑学成：说到底还是要注重民生，倾听民声。否则矛盾在基层得不到化解，百姓就免不了要跑远路、出远门，要越级上访。如果那儿的问题越来越多，迎接的“接”不解决，今后只能是拦截的“截”了。
“蜻蜓点水”不如不下去
星期柒新闻周刊：一些地方要求区（县）委书记每月至少大接访一次，您认为这意义何在？平时地方党政领导、区（县）委书记们也下基层，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类“走访考察”的报道，它们与这种接访有何不一样，走访考察能取代大接访吗？
桑学成：一个“下去”、一个“上来”，都是解决群众问题的渠道，相比之下我觉得，下去应该是更主动的做法，接访已经带有一点被动。当然，如果是常态化的话也是可以的，比如说，下去时没解决的问题我还是要上来找你。
一个关键问题是，“下去”的效果究竟怎样。是否深入进行了调查研究，是否真的倾听了群众呼声。调查研究有多种，有深入基层、深入了解群众呼声的；也有蜻蜓点水、下面安排好了的。如果是后者，很难想象能听到真实的情况。派两个课题组下去，可能得出的调查结论是相反的。
星期柒新闻周刊：接访和下访应该怎样保证及时、有效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桑学成：对群众提出的问题，有的当时是能回答的，有的还不便于回答，或是调查研究后回答，但是对问题终归是要进行回应的。但有的问题，不需要拖太长时间。拆迁、征地纠纷，与教育、医保等问题有关的问题还不少，都是与百姓关系很密切的，有些情况复杂的问题，涉及范围比较广泛，需要时间去调查和处理，但必须给予答复。
利益调节考验执政能力
星期柒新闻周刊：我们发现，上访的有群体性、普遍性的案例，也有不少是个案。当区（县）委书记单独面对这些个案时，能不能说，我们开始越来越注重每一个普通人的利益？
毛寿龙：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但也要看不同情况。我最近接到一个短信，问我对一个假想问题的看法：有两段铁轨，有一群孩子在完好、在用的那段铁轨上玩耍；还有一个孩子，独自在另一段废弃的铁轨上玩耍。火车就快来了，该不该把火车扳到废弃的那段铁轨上去？在这个问题中，毫无疑问在废弃铁轨上玩耍的那个孩子并没有违反“秩序”，但是为了保护那“一群”孩子，有时或许不得不牺牲“秩序”。
接访中有不少案例也可能是涉诉或涉法的，如何既保证司法的公正与独立，又能适当化解矛盾，大接访活动也给基层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挑战。平时也有一些上访渠道，比如信访局、其他职能部门的接待日，不过在百姓的眼里，还是区（县）委书记、区（县）长更“权威”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也更大些。但是区（县）委书记也未必对所有问题都十分了解，也需要去安排、协调。
是否“接访秀”，还是要看效果
星期柒新闻周刊：在区（县）委书记大接访活动中，很多上访者都不是第一次上访，他们当中很多人手上甚至拿着此前上访时已经批示了的“条子”。然而，批是批了，问题却没有得到落实，在解决过程中遭遇“执行难”，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再次上访。
毛寿龙：是的，批也批了，就是该落实的那个部门没落实，影响到接访的实际效果。这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下级拿到了上级的命令，但下级有下级的“难处”。如果是按规矩办理，下级的办理积极性会比较大，“说做就做了，反正领导承担责任”；另一种则是，有些领导批示了，但是没打电话来，按照“常规”下级往往会想，如果真的重要，领导可能会打个电话或者再特别交代一下，这样才保险，不会出错。
星期柒新闻周刊：那么，能不能考虑从制度上对接访进行考核以确保效果，例如公布接访处理的结果等？
毛寿龙：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对有些涉及隐私的可以不公开，但是应该与上访人进行点对点的接触、追踪和沟通。
星期柒新闻周刊：大接访活动开展时间还不长，我们听到的绝大多数是正面评价，也有一些担心，比如这会不会仅仅是走过场？
毛寿龙：对大接访的评价我认为还早了点，现在应该用冷静的态度加以观察，关键要看究竟是在怎么做、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上说，通过接访总能使官员了解更多的民生信息，执政者应该成为一个民意专家，如果真的能解决一些问题，即便真的是“接访秀”，我也不反对。还是那句话：看效果。
如果早有大接访，瓮安会怎样
星期柒新闻周刊：瓮安事件被认为是基层矛盾得不到及时化解导致恶果的典型例子，如果大接访活动早已开展，您认为是否可以避免类似事件？
毛寿龙：这个很难说，无法下判断。但可以肯定，如果及时化解矛盾、疏导民怨的话，事态会缓和得多。
桑学成：解决民生问题、密切党群关系不是靠一两次接访就能解决的，但它是一个重要的渠道，百姓总要有地方去申诉、解决问题。现在强调作风问题、干群关系问题，通过接访来解决，实际上正是解决与民生有关的重大问题。
大接访究竟要不要常态化
星期柒新闻周刊：现在有不少人在呼吁，应该将大接访活动常态化、制度化，以此作为区（县）委书记工作的一部分、党政领导密切联系群众的一部分。
桑学成：从目前来看，大接访与贵州瓮安事件、云南普洱事件不无相关；从长远来看，不妨将接访作为制度性的安排，将大接访变成干部联系群众的制度化渠道。
当然，我认为应该进行制度化的安排，要解决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稳定的条件下才能改革和发展，但在平时的工作中，地方官员整天做接访工作肯定不行，平时还是要更多考虑怎样发展、解决好民生问题。特别是在民生问题上，关键在于你能否改进作风、深入基层，了解群众需求，解决他们的难事。如果平时能够解决，那么大接访遇到的问题就会少一些，用于发展上的精力就会多一些。
现在接访是很多的，例如公安也在搞接访，还有大接访、小接访，市长、县长、书记接待日等等，其实不一定要太多，毕竟你的工作重心不是接访，但每月一次，这种常态化是必需的。
毛寿龙：比大接访常态化更重要的，是日常信访机制的完善和确立。一方面，作为党政领导，不能哪儿的房子失火了便往哪儿跑，平常的房子却没好好管，政府官员不能成为消防队员。不妨想一想，来找你的人还是少数，行政管理工作面对的是非常多的人，涉及面非常广，不能“走题”。
另一方面，就像医院门诊，解决基层矛盾和纠纷，大接访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一个医院有非常多的科室，病人来了不可能全部都由院长亲自接诊，院长也不可能是每个科室的专家，即便他将病人接了下来，还是得分到不同的科室去诊治，由不同分工的科室各司其职。同时，院长还得肩负着整个医院的发展、管理职能，具体的问题还是需要各个职能科室去解决……通过这个比喻我想说明，要建立长期的、良性的民生问题处理机制，还是要靠系统化的制度设置。
快报记者 郑春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