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南京召开全市负责干部大会，与会者每人都拿到一份材料，其中有篇题为《南京新一轮解放思想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及其对策》的调查报告，市委书记朱善璐对其作出专门评价：“写得很好，对南京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做了深刻剖析，查找问题切中要害，点出不足发人深省，提出对策切实可行。”

　　报告中以及报告之外，南京解放思想中的“问题”究竟何在？快报记者为此分别采访了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张义生、南京市发改委研究室主任汪晓宁，他们分别就南京的文化、观念、政策等方面进行解析和提出南京解放思想的症结和解决办法。

　　三座“城”

　　圈住南京创新文化

　　张义生：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

　　《南京新一轮解放思想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及其对策》，这份报告其实是一篇“命题作文”，命题者正是市委书记朱善璐。而党校给每批次领导干部学习班上的第一课都是解放思想，则是自己排的。

　　

　　星期柒新闻周刊：为什么会专门做一篇有关解放思想的调查报告？

　　张义生：这是朱善璐书记在视察市政协时提出的要求。

　　星期柒新闻周刊：听说今年上半年开始，市委党校每批次领导干部学习班的第一课，主题都是解放思想。这也是市委安排的吗？

　　张义生：我们自己排的。

　　星期柒新闻周刊：为什么这样排，谁主讲、讲什么？

　　张义生：我讲。新一轮大发展必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    

　　星期柒新闻周刊：您说的“转变观念”，具体指什么？

　　张义生：不合时宜的发展理念，例如一说到发展，就需要一块土地、一笔资金、一批便宜的劳动力，来搞加工制造业，有些甚至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星期柒新闻周刊：那么在落实中，具体靠什么呢？

　　张义生：关键是政策。政策引导得好，没有优势的地方，也能吸引到“优势”，比如深圳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它的大学数量很少，科教资源远不如南京，可是它有好的政策。哪里的政策有吸引力，科教优势就会流向哪里。

　　星期柒新闻周刊：怎样的政策才算好政策呢？是不是政府多划些地、多减免些费用就是好政策？

　　张义生：不尽然，这是多方面的。从政府对企业创新的扶持力度、奖励力度、引进人才的力度等方面都能体现出来。

　　

　　小富即安，小进即满，这是市委书记朱善璐在提及南京创新、创业氛围不浓等问题时，经常说的两个现状。

　　星期柒新闻周刊：连南京人自己都说，南京人就业不喜欢冒险，不喜欢冒尖，等等。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张义生：由于历史、政治、区位等特点，造成了南京在对待创新的文化上存在些“缺陷”。在调查报告中，我们把它总结为三个“城”。

　　首先，“官”城。六朝古都的历史使得官本位意识浓厚，商业意识、商品意识相对淡薄。南京又是省会所在地，对国有大型企业的依赖性，使南京错过了大力发展乡镇工业的机遇；

　　其次，“学”城。高校和科研院所云集南京，学者多、文人多，容易出现重文轻商的观念，缺乏创造物质财富的激情和冲动；

　　第三，“边”城。南京是长三角沿海中心城市，也属于江南城市。但处于东部的边缘，南方的边缘。

　　南京向西30公里，就进入中部地区安徽。南京的文化对安徽等中部地区有重要的辐射和影响作用，也很容易受到来自中部地区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反辐射和反渗透。

　　似乎大多数人都能承认目前存在的问题，政策也陆陆续续出了不少，然而很多政令往往行到一半就出现了“中梗阻”。部门意识、“码头意识”，就是缺乏全局意识。

　　

　　星期柒新闻周刊：突破上述惯性思想，该从哪里做起呢？

　　张义生：破什么、立什么，这是当前最应该明确的问题。在党校给学员们上解放思想课时我讲了三个标准：一是实践标准。我们的思想、理念是否符合当下的实践要求；二是时代标准，我们是否把握和跟上了时代的步伐；三是价值标准，实践的目的是满足人的需求。

　　相应地，新一轮解放思想也要遵循这几条原则和要求，一是“清理”思想观念，打破禁锢人们头脑和束缚人们手脚的观念、文化、体制等阻碍因素，解决好思想状态问题；二是解决好“眼界”问题，视野要开阔，要把南京放到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去发展；三是将“以人为本”作为价值观，我们的体制、机制必须要满足群众的价值观和需求。

　　星期柒新闻周刊：有些干部对问题并不回避，讨论的时候也说得毫不留情，然而一旦真正落实到了工作中，似乎完全又是另一种做法了。

　　张义生：这既与文化有关，又与体制有关。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处于体制内，往往一个人发挥不了影响全局的作用，即便他想做，可能也会瞻前顾后，顾虑重重。

　　星期柒新闻周刊：那么，在推行解放思想的过程中，能不能出台一些刚性的手段？

　　张义生：可以的。目前的公务员考核，缺乏把市场竞争的压力传导到每个干部职工身上的“压力传导机制”。可以通过干部考核和任用机制的一系列改革来加以完善，例如，对创新型人才应形成保护和成长机制，从政绩的考核、奖励、晋升等各个环节，形成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政策环境和舆论氛围。

　　决不能“听起来很激动

　　回来后不能动”

　　汪晓宁:南京市发改委研究室主任

　　南京缺项目吗？从来就不缺。问题是，哪些项目是现在想要并能要的，哪些是不想要也不能要的。在新一轮解放思想的背景下，南京面临的挑战更多、问题也更棘手。相应地，一系列应对策略也正在酝酿。

　　

　　仅在今年上半年，南京就否定了100多个项目，其中有不少还是大投资的，背后几乎都脱不了一个共同原因：会影响生态环境。

　　

　　星期柒新闻周刊：对大多数城市而言，经济发展还是排在相当重要的位置，南京越来越加强对项目的“选优”力度，审核越来越严格，解放思想过程中，“发展”和“发展好”这两者如何权衡？

　　汪晓宁：和广州等地相比，我们目前的难度更大，主要是“后劲缩小”。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发展”的束缚比以前大得多。在项目取舍问题上，既不能影响生态环境，又不能影响经济发展速度。

　　星期柒新闻周刊：目前我们的产业结构和广州、深圳等地比较有哪些优、劣势？

　　汪晓宁：不光是和广州、深圳比，和苏南、浙江、武汉等地也做了些比较。目前我们的三产即服务业占GDP的比重48%多一些，而广州超过58%；我们的高校科技创新力量雄厚，但在实际成果转化上与深圳比则有差距。总的说来，在宏观调控与新经济形势下，广州等地的产业结构束缚少、负担轻。我们在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还没有形成新的支撑，需要“填空”。

　　

　　南京的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第一阶段是查找问题，接着就该是“怎么做”阶段了，决不能“听起来很激动，回来后不能动”。

　　

　　星期柒新闻周刊：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勇于创新，是不是说白了就是要敢于“踩红线”？

　　汪晓宁：创新是必须的，苏南和沿海地区有政策高地的效应。南京有很多政策其实也不错，但没有充分发挥，再加上信息畅通不够，群众也不太了解，导致一些政策的落实还不到位。

　　其次，政府转变思想观念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从侧重管理到侧重服务，并且为创新创造必需的土壤。以前是“只有我说的这些，你才可以干”，现在是“除了我说了不能干的，你都能干”。

　　星期柒新闻周刊：近来南京大规模组织领导干部到发达地区考察、学习，您觉得效果会多大？

　　汪晓宁：南京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是按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是查找问题，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解放思想后该怎么办？最后还是应该落实到解放生产力、理顺生产关系上。对广州、深圳等地的模式和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但照搬也不行。

　　

　　7月3日，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明确广州新定位：10年内跻身亚洲重要城市。南京呢，究竟应该定位成什么样的城市？

　　

　　星期柒新闻周刊：在新一轮发展中，很多城市都有了新的考虑，南京也不例外。

　　汪晓宁：是的，这轮解放思想大讨论以及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中，很多城市都启动了新的标志性规划，有了新的大手笔考虑。我们的发展空间在江北，按照“跨江发展、滨江城市、人文绿都”的规划定位，下一步要考虑的是在体制上如何化解障碍。有些东西可能我们想到了，但是没做到，起得早、做得晚，例如在发展思路上，着眼点没有早些放到“国际化”这个平台上。

　　星期柒新闻周刊：那么南京如何发挥新的城市功能？

　　汪晓宁：南京是长江流域的节点城市，在苏南又相对偏北，资源多，但有待进一步整合。

　　快报记者 郑春平 都怡文 陈英

　　“官”城

　　“学”城    “边”城

　　六朝古都的历史使得官本位意识浓厚，商业意识、商品意识相对淡薄；

　　“学”城

　　高校和科研院所云集南京，学者多、文人多，容易出现重文轻商的观念，缺乏创造物质财富的激情和冲动；

　　“边”城

　　南京是长三角沿海中心城市，但南京向西30公里，就进入中部地区安徽。南京的文化对安徽等中部地区有重要的辐射和影响作用，也很容易受到来自中部地区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反辐射和反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