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地方在大倡“解放思想”，我想，这可能表明形势到了一个需要由思想力量的释放来推动发展的时期。

　　固然，近三十年来，解放思想或者思想解放，一直被人们念叨，但真正说来，作为集中行为的思想解放，是两个时期，一次是1978年至1980年，一次是1992年。前一次，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后一次，是邓小平南方谈话。诸多地方都大讲思想解放，这应该是三十年来的第三次。

　　应当说，此前出现的两次思想解放高潮，都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祛魅的特点，主要特点在于消除意识形态上的某些过敏病症。真理标准讨论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去除个人崇拜；邓小平南方谈话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去除经济生活中的姓资姓社魔咒。

　　相比之下，这一次在很多地方相继倡导的思想解放，倡导者的意旨已不在意识形态方面，而更多地在于寻找地方发展的思路。可以说，前两次思想解放高潮打破的是真正的思想的束缚，具有总体性的特点；这一次思想解放几乎没有针对真正的思想束缚，而是针对着各地方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有着更多的具体性。

　　此外，前两次思想解放高潮，源自于最高层级的直接发动，具有统一行动的特征；而这一次思想解放，由不同的地方自主开展，直接的发动者在于地方，关注点在于谋求相应地方“更好更快的发展”。

　　思想解放在不同的地方得以展开，表明人们确已意识到发展需要注入新的思想力量。另一方面，思想解放如此普遍地集中于“发展思路”问题，又表明人们不以突破真正的思想瓶颈为目标，而是以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追求。这是因为人们认为真正的思想瓶颈已不复存在，还是因为人们在思想领域已经基本失去了突破的空间，值得思考。

　　人们仍然在说着“趟出一条血路”，但到底束缚何在，却仍然不甚清晰。在很大程度上，“趟出一条血路”不过表明了行动的决心，但行动到底是什么，似乎又不很明确。当年，“趟出一条血路”指向清楚，就是要冲破唯书唯上、姓资姓社等束缚，一切服从实践，一切服从于发展。现在，“趟出一条血路”，要冲破的是什么呢，还有待说明。

　　今天，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几乎已经不存在有何禁忌可言，如果说有什么“血路”，应该说也早已趟出，无须再使用“趟血路”这种猛烈的词语。我想，当思想解放的倡导者再度喊出“趟出一条血路”时，一定有着鲜明的针对性，然而，如果这种针对性未能明白道出，那么“趟血路”就可能被认作言词的夸张。

　　我并不认为，思想解放只是一个地方寻找发展思路的问题，严格来说，如果只是寻找发展思路，至少不是思想解放的典型模式。发展思路可以是智囊团的产物，而思想解放是每个人的放飞。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的现象并非不复存在。

　　应该承认，实践标准的确立已经为思想的不断解放开辟道路，也就是说，如果实践的权威在各个领域得以确立，思想的解放就不是一个需要反复进行的工作。实践无止境，思想无止境，实践之树长青，思想天然倾向于挣脱束缚。如果没有制约因素，这将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因此思想束缚何以存在，思想解放何以需要反复进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束缚与禁锢发生的机理，是值得研究的，因为这才是思想解放虽经反复的“集中行动”而仍属未竟事业的原因。

　　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发展中最重要的是实现人的发展。众所周知，改革在经济领域已经推进很深，改革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已是相当复杂，以至于发展成果如何共享成为高度关注的问题。在文化和政治领域，改革的路程还相对遥远。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体制变革的必要，而体制变革的思想准备还有待完成。不在体制变革和制度创新上有所行动，寻求发展思路的努力会受到巨大制约，而“趟出血路”也显得空疏。

　　不同的地方都在力倡思想解放，这不能只是唱一支思想解放的赞歌，不只是要为发展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而应当在思想上寻求一次真正的突破。人们在思想上还存在哪些束缚，哪些禁锢，这值得清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变革，没有哪一方面能够单骑突进，而总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今年是改革开放第三十年。某种程度上，不同地方几乎同时发出思想解放的声音，可以认为代表着实践正在提出让思想挣脱束缚的要求。这些地方不约而同将思想解放描述为谋划发展思路，可以认为是一种表达的必要。

　　真正的问题是，改革已经进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必须步调相协的阶段，彻底打破思想的禁锢、趟出一条制度创新的血路已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

　　本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