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女中学生李树芬之死为导火索，贵州爆发的“6·28”群体性冲突将小城瓮安推上了风口浪尖。死因争议背后，长期积聚的干群矛盾、警民矛盾才是更为重要的推手。

　　在瓮安的3天里，记者走访了玉华、草塘、天文、玉山等乡镇，试图探寻“6·28”事件背后的瓮安之乱。这恰似一个罗盘，以矿产资源等经济利益的争夺为核心，以移民安置、建筑拆迁、土地征用等矛盾为辐射，夹杂在其间的亲朋人情，将相当一部分矿主、政府官员、警察、江湖兄弟与学生娃纠结在一起，织成了一张网。而李树芬之死，不过是这数不清网眼中的一个罢了。

　　因开矿引发了各种冲突

　　从瓮安县城出发，沿山间公路西行，半小时后，可见一小片民居掩映在群山间，即为玉华乡。乡派出所位于地势最高的一个山坡上，是乡上仅有的几栋楼房之一，俯瞰着散布在周围的破旧平房，格外显眼。虽然从人口和面积上说，玉华在瓮安县23个乡镇中算不上显眼，但在经济上，这里却是瓮安的重镇之一，只因矿产资源丰富。

　　在街上“摆龙门阵”的村民告诉记者：“矿场占地大多是山间的村庄耕地，补偿到老百姓手里的钱很少，除了有少部分当地青年到矿上干活以外，对老百姓基本上没啥好处。”记者随机走访了邻近的一家矿场，据在此上班的一名当地村民介绍，这家建于4年前的矿场由一名福建老板投资，当时给村民们的耕地补偿只有每平方米9块钱。

　　其实，瓮安的矿业兴盛也就是近几年的事。2000年后，随着矿产价格的猛涨，矿场猛然间多起来，与此同时，交通设施的改善与招商引资的风行，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矿业发展。一大批福建、广东等地的南方老板来此投资开矿，本地的有钱人也不甘落后，纷纷投资矿产，“但由于瓮安的煤层薄，通常只有两三米厚，不适合建大矿，绝大多数都是私人小矿”。

　　因为耕地补偿、吃水用电等种种问题，以及开矿引起的矿群冲突与干群冲突时有发生。“但老百姓更多是对当地干部不满，我们相信矿老板给出的补偿不会那么低，多半是让当官的吃掉了。”不止一名村民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据当地群众介绍，死者李树芬的“干爹”谢某也是玉华乡人，曾因矿产纠纷，于去年联合本村村民跟当地公安部门发生冲突。

　　因矿而起的矛盾还不止于此。“谁都知道开矿能淘金，一些社会上的青年混混儿便开始变着法地抢矿，方式五花八门，有的直接要求入股，有的是要求垄断运输。”一名前几年跑运输的司机师傅告诉记者，当地运矿的大卡车往往都有相应关系照应，有的甚至直接为交警所有，“否则，一个月光罚超载就赔光了。”另据当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分析，“矿主一方面要通过一些官员获取开矿的便利，一方面又要寻求保护，有的地方政府和公安人员参与矿场，也就不足为奇了”。有时候，警察还会成为矿老板与帮派混混儿之间的调停者。

　　玉山帮靠与政府部门“蛀虫”勾结壮大

　　抓人、放人、再抓、再放……这正是当地一名警察向记者描述的工作状态，这名拒绝透露姓名的警察说起这些也有些无奈。对于当地警方一部分干部与黑恶势力的密切关系，在百姓乃至官员中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抓人是为了适当压制一下，放人也是迫于压力和利益的驱使，双方关系很微妙。”瓮安县城一名对当地情况了解较为深入的私营老板分析道。

　　据当地警方通报，对“6·28”事件涉案人员的抓捕行动仍在继续，所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已经升至百人以上，涉及到当地黑恶势力中的6个帮派，其中以“玉山帮”为最多。这个在当地群众中尽人皆知的“瓮安第一帮”，因多名老大均来自玉山镇而得名。

　　上世纪90年代末期，“玉山帮”开始叫响，组织者名叫李发芝，于2000年被捕入狱。同样来自玉山的卢宝霖、韩波等人逐步成为帮中老大，其中又以卢宝霖名头最响。有关卢宝霖的起家，在当地流传着多种说法，有的说是拐卖，有的说是诈骗，较为一致的说法是“卢氏兄弟能打，有狠劲”。

　　在从瓮安到玉山的路上，每每提及卢宝霖的名字，但凡上点年纪的男性村民无人不知，却纷纷避而不答。最后，一名曾担任过教师的老者在确认个人信息不会被透露后，终于答应“讲讲卢宝霖”。

　　据他介绍，卢宝霖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其父曾做过小学教员，早年因触电去世。卢宝霖初中毕业后一直赋闲在家，并未做过正当生意。由于打架出名，很快就在玉山聚集了一帮社会混混儿，至本世纪初年，在玉山已经小有名气，“很多事情，镇上或村里的干部办不了的，都得找他帮忙，派出所抓了他的手下，都要赶紧给他打招呼”。随着势力壮大，“玉山帮”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甚至发生过直接冲到派出所抢人、在街上公开打警察的事情。

　　最近四五年，卢宝霖已经不满足于在玉山小镇混迹，带领“玉山帮”逐步成为瓮安县城第一大帮。据当地一名退休老干部回忆，在“玉山帮”之前，瓮安也曾有过几个帮派，但都没法与“玉山帮”相提并论。上世纪80年代崛起的是一个叫张明狗的人，此人专营长途运输生意，后在数次“严打”整治行动中逐渐没落。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八一帮”因老大在家中排行老八而得名，但也不过是靠开赌场圈钱。直至最近几年崛起的“玉山帮”，一方面靠抢夺矿山、开赌场、放高利贷甚至是贩毒等方式壮大经济实力，另一方面靠广泛吸纳社会混混儿打架而称霸一方，“前几年打架很少出人命，但这几年在街上砍人的事儿常有，杀个人也算不得什么稀奇了”。

　　卢宝霖到底是如何在县城做大的？在当地群众看来，善于与当地公安等政府部门一些“蛀虫”建交情搞关系是胜出的撒手锏之一。除了利益诱惑，另一背景事实是，前几年当地县政府及公安局的几名主要领导均来自玉山，也不排除有乡邻亲朋等人情关系掺杂。“公检法部门里都藏有他们的人，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也正是这种长期混杂不清的关系，使得百姓对公安部门意见最大。“为什么这次冲突中，受攻击最严重的是公安局而不是别的部门？绝不会仅仅因为李树芬的死这一个案子。”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离开玉山的卢宝霖在小镇上的影响力并未减弱。相反，“玉山帮”的势力已经渗透到许多乡镇。有人说“玉山帮”已经壮大到千余人，光下面的“堂口”就有6个；有人说“玉山帮”出手阔绰，谁家办喜事，动辄就送上千元大礼，但回头拍拍你的肩膀就要翻倍掏出来……

　　警员对街头打架斗殴睁一眼闭一眼

　　以“玉山帮”为首的黑恶势力在瓮安日益猖獗，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刑事案件猛增。相关数据显示，近年瓮安每年的刑事立案数量都高达600～800起，而破案率仅50%上下。“干部考察的时候，谁都知道瓮安难管，不愿意来。即便是来了，也一般不愿意下狠心治理，做几年不出大事就走了，何必得罪那么多人？”这名退休老干部如此描述一些从外地调到瓮安任职的领导的执政心态。

　　破案率持续低下，既与部分领导的不作为甚至是偏袒有关，亦有诸如警力不足等现实原因。据不愿透露姓名的警方人士介绍，瓮安县共有警员200多名，但较之如此高的刑事犯罪率，警力不足在近几年尤为突出。为充实警力，瓮安县近两年均以每年新增50名左右的速度来扩大公安队伍。

　　遗憾的是，新增加的很多人员并未通过正规警校培训，甚至有一些是当地帮派成员，效果自然适得其反。而各帮派为了扩充势力，也乐得通过各种关系把自家兄弟送进公安或城管队伍，“为的就是讨身制服，办事也方便”。据一些群众反映，这些通过非正常渠道进来的警员，大多素质较低，经常开着警车在县城街道上呼啸而过，动不动就鸣警笛，对街头打架斗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正如前边那个私营老板所言，“对老百姓来说，最在意的不外乎两个，一个是主持公道的公检法部门，另一个是事关孩子前程的教育部门。可惜，这两个都让人心寒”。学校，这个被老百姓寄予了几乎全部希望的地方，在乱世纷争中亦未能幸免。

　　据了解，瓮安县城共有4所中学，一中、二中为高中，三中为初中，四中原来是职业中学，从今年单独开设高中班。当地一名学生家长向记者分析，一中、二中因为都只有高中，教师素质较高，管理相对严格，情况要好些；而四中虽然学生素质最差，但因前两年聘请了一名原昆明军区的教官担任武术教练，对学生看得很严，外面的混混儿也不太敢去惹事。如此，死者李树芬就读的瓮安三中便成为县城最混乱的学校。一来这个刚刚成立十几年的学校是在原一中、二中初中部基础上合并而成，师资大多从乡镇中学调集而来，素质相对较差；二来因为它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县城，寄宿的学生很少，加之一些官宦子弟习惯了耀武扬威，管理起来难度更大。

　　根据三中校门口多名商铺老板的描述，以前每到下晚自习时，校门口都会云集几十辆摩托车和汽车，大多是帮派里的混混儿，打架滋事是家常便饭，几乎每天都有。一名卖文具的老板告诉记者，店里的玻璃橱柜不知道被砸坏过多少回，经常有帮派混混儿过来拿水喝、打电话，“高兴的时候就给钱，不高兴的时候就不给，我们也不敢讨要”。

　　前述学生家长的两个儿子都在三中就读，据他们反映，帮派混混儿与班上的调皮同学混熟后，经常来学校借讨钱之际招兵买马，当地称之为“收兄弟”。“每次都要个二三十块，不给就要挨打，不挨打的办法就是被收为兄弟，然后再向别人要钱。”这名学生家长为了保护孩子，坚持每天早晚接送，但他的大儿子仍有两次被砍伤的经历。

　　恶性循环由此开始。仅以草塘为例，每年3000人左右的初中毕业生，只有不足一半能考上高中或职中。另一半退学后，少部分跟随家长到外地打工，大部分处于无业闲散状态。由于年龄尚小，矿场并不欢迎，耍(当地方言，意为玩)两年后，通过各种关系被介绍到县城小厂或娱乐场所打工。此次李树芬之死案件的两位当事人陈光权与刘言超即如此。他们在县城的生活，家长了解甚少。

　　借李树芬事件打砸烧近7小时

　　频繁发生的打架伤人事件，被那些处在帮派与警局之间的“模糊警员”或遮蔽或推波助澜，构成了这个小城的街头生活。瓮安三中门口的一名商贩告诉记者，他曾多次见到穿着制服的警员来到斗殴现场，不仅不抓捕，还会给帮派兄弟们递水喝，形同哥们儿。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地警察更多的时候是成为政府处理矛盾的工具。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言，“这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正在兴建的国家级重点工程构皮滩水电站为贵州省最大水电站项目，牵扯瓮安移民达4万余人。前年曾在龙塘镇发生过一次流血冲突事件，直到今天仍未完结。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大批房产开发商的涌入，在拆迁补偿问题上时有冲突发生。“为了加快开发速度，公检法部门介入拆迁是常有的事儿，老百姓的怨气越积越大。”

　　千头万绪的矛盾终于在引信点燃的那一刻燃烧起来。6月28日早，一张《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由瓮安县公安局传达到李树芬亲属手中。通知声称：限于当日14时前将李树芬尸体领回安葬，否则，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当日16点，打着“为人民群众申冤”白色横幅的游行队伍与围观群众上万人云集县政府与公安局大楼前的小广场。站在前排的学生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后，部分民众被激怒，少数恶势力分子乘机叫嚣攻击政府，开始了持续近7个小时的打砸烧。据《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