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评论员，经常会遇到这样的质问：你们整天唧唧歪歪的，说些不疼不痒甚至是人所共知的所谓道理，到底有多少作用？有多少问题是你们能解决的，又有多少不正常的现象是在你们的推动下得以根除的？

　　每每碰到这样的质问，我都会说，道理越辩越明。有一些事情，确实不是哪一个人，也不是一阵风似的呼吁就能解决的，但不要忘记：一个人的声音是微弱的，但许多人的声音汇聚在一起就是一种观点的洪流，足以产生爆发性的力量。一方面，随着观点的普及，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地复苏和得到强化，另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团也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的顽固立场，也会顺应时势作出调整，这可以说是一种让步，更多的则是基于力量的变化而形成的博弈。社会就是在这样的“复苏”、“调整”、“让步”、“博弈”中不断地进步。

　　就算是“孙志刚事件”推动了“收容遣散办法”的废除，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孤例，通过一个极端个案而形成不同凡响效果的例子，毕竟不多见，也不可能多见。舆论不具备这样的冲决力，如果舆论真具备这样的力量，那是一个社会的不成熟、不稳定。更多的是，舆论经过反复的讨论，民意的力量积聚到一定程度，形成足够能量，就会让有关部门和利益集团感知，并进而产生一定的调适动作。所以，对包括我在内所有愿意并且善于言说的公民，言说本身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种表达的权利，值得珍视。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是与许许多多极其普通的言说者有着一定关联的，当然，更与王海、郝劲松、董正伟这样的“刁民”有着莫大的关联。

　　据7月6日的新华社报道说，国家发改委首次向铁道部发出取消退票手续费的建议。但发改委表示，责令铁路运输企业停止收取退票费存在一些法律障碍。5月22日，铁道部发函回复律师董正伟的《请求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权益的建议申请书》，然而信中并未对取消退票费的建议作出明确回应。也许，“火车退票费”还会顽固地收取若干年，但公众的权利意识复苏之后，每收一年，都面临着企业形象的无形耗损，其收费的正当性越来越受到普遍质疑，其面临的危机就会越来越大。许多这样的乱收费，不就是一点点地被清理了吗？当然，今天依然存在着许许多多包括“退票费”在内的不合理的蛮横收费，比如有偿查分热线、电话移机费、天价滞纳金、各类初装费等等，但我们坚信，这些不合理的“蛮横”收费，迟早会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松动、崩坍，最终趋于合理。

　　所以，不求毕其于一役，但求不断地普及、强化权利意识。当全民的权利意识得到强化，法律和规则意识得以提升的时候，那些不合理的现象就会渐行渐远。因此，言说的尺度、言说的范围、言说的韧劲、言说的机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权利意识的普及和强化，要比打倒一个“华南虎”、要比清除一个不合理的收费更为重要，也更有意义。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