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是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的土耳其作家，2008年5月，帕慕克应邀来到中国，开始学术交流活动。由于突发的地震灾难，帕慕克在北京和上海的两场签售临时变为义卖活动，现场所得款项都捐给了灾区。
在这次大地震中，和死亡与苦难相比，更打动帕慕克的是人们的精神，人们愈发团结起来的精神。因为，帕慕克自己，也是一场残酷大地震的幸存者。他曾经亲历了1999年伊斯坦布尔大地震，他对地震真实的描绘，让人震撼，令人唏嘘。
四十五秒的死亡时间
我在子夜之后，破晓之前醒来——后来我知道，那是凌晨三点——被最初的那阵晃动惊醒。那是1999年8月17日，当时我正在我们那栋石质住所的书房内。住所位于塞戴夫，一座毗邻布尤卡达的小岛。我的床，离书桌有3码远，剧烈地摇晃起来，就像是大海里暴风雨中的小船。地下传来可怕的嘎吱声，似乎就来自我的床下。出于本能反应，我来不及找眼镜就冲出房门，狂奔起来。
外面，在我前方的柏树、松树之后，在远处城市的灯光中，在海面上，整个夜晚颤抖起来。似乎一切都在瞬间发生。我脑海里，一面浮现出地震的所有残暴景象，听着地球发出的巨大声响，而另一面则迷迷糊糊地在想，为什么每个人会在夜里这个时候开枪射击呢？（轰炸、刺杀、1970年代的夜间袭击总是令我将枪击与灾难联系在一起。）后来，我想到了很多，但始终没有想明白，究竟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和全自动武器的枪火声如此相像。
第一次震动持续了四十五秒，夺去了三万生命；它结束前，我从侧梯爬到楼上，妻子和女儿睡在那里。她们已经醒来，在黑暗中等待着，不知所措。电路已经断了。我们一同跑到花园里，走进四周寂静的黑夜之中。可怕的咆哮已经停止，似乎我们四周的一切都在恐惧中等待着。花园、树木、这座被高高的岩石环绕的小岛——夜晚死一样的寂静，除了些许树叶轻微的沙沙声和我心脏怦怦的跳动声，这更传达了一种恐惧。我们在黑暗中站在树下小声低语，带着莫名的犹豫——或许是惧怕会有另一次地震。随后，又来了几次轻微的余震，但我们并未感到害怕。我躺在吊床上，七岁的女儿枕在我腿上睡着了，我听见从卡尔塔拉海岸传来救护车的警笛声。
……
震后的那天早上，所有大些的私人电视台都派出了直升机摄影队飞往震区，不停拍照。我所在的小岛，以及周围几座大些、人口密集些的岛屿，伤亡要少一些，但其实距震中的直线距离仅有二十五英里。而我们对面的海岸，很多建筑结构差的楼房都坍塌了，众多人丧生。整整一天，布尤卡达市场都被令人恐惧、心虚的静寂笼罩着。……
灾难使人活在另一个世界上
第二天，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我们首先乘坐一艘摩托艇穿越布尤卡达，随后又乘了一个小时的班轮到达了对面海岸雅楼瓦。我和我朋友——《赞颂地狱》一书的作者——此行并非应人所邀，我们也并非想记录或是对任何人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我们来此，只是渴望更近距离地观察死亡，离开我们快乐的小岛来观察，或许也是为了减轻恐怖感。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在船上读着报纸，七嘴八舌地谈论着地震，一位退休的邮政局长坐在我们旁边，说他住在雅楼瓦，在布尤卡达有个小店铺，卖些从雅楼瓦进的日常用品。现在，地震已经过去两天了，他回这里，是想看看他的橱柜还有其他家具是不是已经彻底毁坏。
雅楼瓦曾是一座小镇，滨海沿岸树木林立，农场为伊斯坦布尔提供水果和蔬菜。在过去三十年里，由于土地使用和水泥建筑的增多，草地逐渐减少；果树被大量砍伐，让位给成百上千的公寓楼；城市的消暑游人激增至百万。一踏上雅楼瓦，我们就看到，这些水泥物体有十分之九都变成了瓦砾，或是被彻底毁坏，无法进入。我们也很快意识到，原先心中暗藏的那个幻想也破灭了——我们以为还能够帮到某些人，或帮忙把残骸、碎片抬起，搬到角落：两天已经过去了，废墟下几乎没有人生还。除了配备专业设备的德国、法国以及日本救援队，几乎无人可以进入其中。更重要的是，灾难的影响是如此之深，除非有人拉着你的胳膊求你帮他，否则要看到你做点什么，几乎是不可能的……
改变永远不会结束
从一条街到又一条街，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感到灾难对历史和我们心灵的改变永远不会结束。有时，我们进到一条小巷道里，那里的房屋仅有一半残存——并未完全坍塌，但几乎都是一副模样——或是步入满是玻璃、水泥、陶瓷碎片的后花园，那里松树歪斜，倚在倒塌的房屋上，还未折断，那场景使我想象着，仿佛这个房间的女主人在厨房做饭时，曾透过后窗望着外面的花园。同样的场景——那边对面的厨房窗户前，也有位上了年纪的女人；一位老人每晚都坐在同一个角落里，看着电视；半开的窗帘后面，站着一个姑娘——如今都不见了，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望见的马路对面的那间厨房、那个角落、那帘薄纱窗，如今都已不复存在。那些曾经享有此美景的人，也都极有可能已消逝不见。
幸存者此刻坐在断壁旁，街拐角，或是从不知从哪拉出来的椅子里，等待着仍在废墟里的人被拯救出来，“我的父母在那里，”一个年轻人说，指着坍塌成一片的混凝土堆。“我们在这里等他们被救出来。”另一个人说，他从库塔赫雅来，结果发现他母亲的房子变成了一堆废墟，他指了指房屋曾在的地方，说，“只要能够见到尸体，我们立刻就会离开这里。”
每一个在城市街道上徘徊的人都站在废墟前，无助地看着紧急救援队，起重机和士兵们，茫然地坐在一堆从他们房屋里搬出来的冰箱、电视、家具以及塞满了衣服的箱子旁，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等着什么……尽管电视和新闻媒体不遗余力，夸大救援成果，但真实的情况却是，到第三天结束，活着的人被救出来的希望几乎等于零，尽管有人坚持不断呼叫着，使救援队可以听到其呼声，确定其位置。
救援队要一个一个地从这堆瓦砾中找出尸体；这是一项缓慢的工作，简直如同用针挖井。士兵们慢慢地将混凝土块抬到起重机上，这栋楼曾经的居民，还有寻找亲人尸首的人们就会睁大了彻夜未眠的双眼。一旦出现尸体，他们就喊道：“他昨天在那里哭喊了一整天，但没有人理会！”
……
这种状况持续一段时间后，人们认识到，要想这样从瓦砾中一块一块挖石头，一具一具抬尸体，那得耗费几个月的时间，而且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尸体在慢慢腐臭，人们担心流行病会开始传播。最后可能的是，总会有那一个最后时刻来临：剩下的尸体会随着瓦砾一同被铲走——那些断裂的混凝土块、家居物品、停止的钟摆、箱包、坏电视、枕头、窗帘、地毯——它们会被运到很远的地方烧毁。我的内心，一方面希望所有这些都未曾发生过，希望忘掉看到的一切，另一方面又渴望见证这一切，然后可以向他人讲述。
摘自《别样的色彩》 宗笑飞/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