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定胜天”曾经是国人常用的口号，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运动时，大概嫌人定胜天的气概还不够形象，胆子还不够大，更流行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让路，我来了”。但近年来，已经很少有人再用这句口号了，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的能力毕竟是有限度的，在很多情况下，不仅胜不了“天”（不妨解释为自然），也对付不了很多自然灾害。

　　不过，将“人定胜天”的口号追溯到荀子，却是出于误解或曲解。荀子的原话是“制天命而用之”，很明显，他并不是说人对“天命”（不妨解释为自然规律）可以随心所欲，而是“制”（掌握）自然规律而加以运用。也就是说，人类只是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而不是要改变或战胜自然规律，这难道是“人定胜天”吗？实际上，荀子还有不少更明白的话，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完全肯定自然界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否定“人定胜天”，并不意味着人类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只能听任自然的摆布。实际上，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之所以能从动物中分化出来，进化为人类，就是因为具有主观能动性，在自然规律允许的范围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人们经常说：地球是人类的母亲。这没有错，但地球母亲的子女不止人类，还有无数的物种，包括人类众多的天敌。这个母亲在为人类提供生存条件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种种磨难。如果人类不学会趋利避害，或许早已像某些物种一样成为珍稀品种，甚至灭绝了。

　　“人定胜天”不提了，“天人合一”却用得越来越多，几乎无所不在，也无所不能。按照一些学者的解释，“天人合一”的意思就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问题是，这只是我们今天的一厢情愿，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它的原意并非如此。至少在漫长的专制社会，“天人合一”是为君主服务的，是君权神授的理论基础。皇帝是天子，他的权力来自天，是得了天命，他的言行代表天意。但另一方面，如果他的言行不符合或违背天意，天就会通过异常的天象发出警告，或者用降灾害于人间以示惩罚。如太阳出现黑子，就意味着君主有了错误。代表皇帝的紫微星、“帝座”昏暗，或受到其他星的干扰，那就肯定皇权不能正常行使，或者皇帝身边出了奸臣。彗星的出现无疑是祸害的前兆，而陨星的出现必定代表某一位大人物将不久于人世。中国史书上之所以有那么多地震的记录，甚至包括一些并未造成什么损失的轻微地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被误认为是天对君主和臣民的警告。极端信奉“天人合一”还会导致在灾害面前逆来顺受，如在蝗虫成灾时，总有人主张不能扑灭，得让它们自生自灭，否则就是逆了天意。

　　当然，这样的观念客观上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即使再荒淫无道的昏君，或是刚愎残忍的暴君，在天灾面前往往会感到恐惧，从而有所收敛，或者接受一些规劝。在灾异发生后，朝廷会公开征求意见，臣民会主动上书。就是平民百姓，也会更加敬畏天意天命，客观上起了保护环境、珍惜资源的作用。但灾异也会被政治斗争所利用，成为改朝换代、权力之争的理论根据或精神支柱。天灾的受害者更会承受双重不幸，丧生后还被认为罪有应得。如被雷击而死的人，十之八九被认为是犯了大逆不道的罪行，甚至祸延子孙，岂不冤枉？

　　今天我们固然已经赋予“天人合一”以新的内容，但也要注意，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是要经过人类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的，其中包括人类利用自然规律避免自然灾害和不利环境造成的祸害。人类的活动、特别是过度的开发和破坏会引发、加速或扩大自然灾害，但从本质上说，自然灾害是自然形成的。如破坏性地震，完全是由地球的构造运动造成的，人类活动至多能起诱发或提前的作用（这一点也未完全得到证实），在人类产生之前地球上就发生过无数次地震。原始植被保存得好固然能减轻一些地震的次生灾害，但如果地震的烈度太大，茂密森林覆盖的山也会崩塌，完全没有人为改变的河流也会形成堰塞湖。

　　所以，“人定胜天”固然不对，“天人合一”也未必全面。面对自然灾害和自然界的变化，人类固然要自省自律，但更要探索自然的奥秘，以便掌握自然规律，在遵循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类的创造性。只有这样，理想的“天人合一”才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葛剑雄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学者，现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等职。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