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983年的“严打”算是一个中国特色词汇了，但这个特色，显然谈不上有什么光荣。如今大家都知道犯罪嫌疑人也有人权，他们的权利也应该受法律保护，大家更知道，执法部门应该严格依法执法，而严打，则一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虽是如此，各种各样的严打、公捕公处大会仍然层出不穷，而建设法治社会又恰恰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在如此尴尬的背景下，对作为“政”大于“法”典型的严打进行反思，已经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命题。

　　6月9日的《潇湘晨报》报道说，严打带来的冤案多发、权力滥用等诸多问题，已经让执法机关开始反思严打的种种弊端，北京市公安局将进行警务变革，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

　　在一个法治社会，公民权利的不受侵犯，只能寄希望于权力被严格关在法律的笼子里，不越雷池一步。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所谓“法无授权则不可为”，为了阶段性治安目的展开的严打，虽目的正确，却无法律依据，正是政府部门越过了法律给行政权力设定的框框。以如此代价换来的短暂治安，牺牲的不仅是犯罪嫌疑人乃至被冤枉者的权利，更有政府对法律的基本敬畏，公民对法律的朴素信仰——如果政府可以为了达到目的不守法，那么一个普通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又从何而来？

　　严打是一个法律问题，但说到底却是一个权力问题。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法律没有授予他们严打的权力，但他们却在“治安”的目的下理直气壮地展开严打，即使明知有如此多的后遗症也在所不惜，这恰恰是一种典型的权力自我扩张。并且，由于目的的正义，更让这种危险的权力扩张看起来更合乎公众心理期待——人们对政府部门给自己盖豪华大楼的警惕性，显然要比为了治安搞严打要小得多。

　　随着全社会法治意识的强化，人们必将越来越认识到：程序正义比结果正义更重要，程序是可靠的，结果则是可变的。在严打后遗症已经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政府部门对严打的反思也会很快提上议事日程，严打、公捕的消失也是可期之事。但如果对严打的反思仅仅局限于严打本身，而不能延展至对行政权力自我扩张的检讨，那么，这样的反思，其意义仍然是极有限的。

　　（本报评论员 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