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

　　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策划、拍摄、制作长达三年之久。这部鸿篇巨制既承载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电视观众的记忆，也是上百个演职人员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斑斓记忆。本书以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的自述和大量经典珍藏剧照，回顾、还原了《红楼梦》这部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的拍摄全过程。

　　1964年3月，我出身在成都的一个工人家庭。

　　小时候，我爸工作的粮站辖区范围里有一个电影院——东风电影院。每次我爸给他们送粮的时候，我会跟着去，为了看电影。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打击侵略者》，一部打仗的电影，讲的是抗美援朝，好看啊！可以说，当时“文革”放映的所有电影我都看过。后来放《闪闪的红星》的时候，有人觉得我长得非常像演潘冬子的祝新云，就对我说：“如果你生在北京，家里有关系，潘冬子肯定就是你演了。”我产生去做演员的念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我爸也希望我学个手艺，我姑父是重庆歌舞团的，来成都演出的时候在重庆买了一把二十五元的小提琴，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乐器。到了成都后姑父教我拉琴，枯燥得很，而且不成调，发出很难听的声音。只要我一拉小提琴，邻居就说：“欧阳又在杀鸡杀鹅了！”对拉小提琴我没有一点兴趣，但我姑父和我父母希望我学会，会拉小提琴算是一个特长，有了这个特长长大以后就可以不下乡，好找个工作。

　　骑着自行车到处玩耍是我们那时的最大乐趣，也是第一位的；读书对于我们来说是次要的。特别羡慕、特别佩服我们班的班长周建，因为他是少年宫故事队的队员；他可以经常不上课到刚成立的革命大院讲故事，风光不说，还总是被人夸。羡慕、佩服他，就会巴结他，在学校就像一个影子一样整天跟着他。

　　不久机会来了，东城区少年宫要演出一个小歌舞节目，需要招收合唱队的队员，老师见我长得乖，和周建的关系又好，就把我招进了合唱队。排练的时候，合唱队的唐老师一边指挥，一边皱起眉头。“哪个同学是左撇子（跑调）？”大家谁都不承认自己是左撇子，都认为自己是唱准了的，就静静地看着唐老师。唐老师也不知道这个跑调的声音是从谁的嘴里发出来的，就来了一个测验，把所有人逐个叫出来独唱。这一招真灵，一唱我就现眼了，跑调的是我。唱歌不是我的特长，在合唱队真的是滥竽充数。唐老师当场就把我开除了。

　　离开合唱队的时候我是一步三回头啊，因为真的喜欢少年宫的这些活动，自己又不够条件，那种心情别提有多难受了，这也是我遭受的第一次打击。真的是我给班长周建当马仔当得好，周建很义气地对我说：“我教你讲故事。”这个不难，和周建那么亲密，久而久之我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的，就学着他的调调读了一遍。周建一听还可以，又告诉我一些技巧，比如，怎么断句，怎么强调，该做什么样的表情。他这样点拨我，我就更加上道了，完全找到了感觉。

　　感觉找到了，周建就带着我去了少年宫故事队，讲给故事队的老师听。老师一听，不错，说：“你到故事队来吧！”高兴啊，真的成了少年宫的一员了。

　　终于有一次我可以登台了，讲的是革命故事《赔茶壶》，就是讲解放军打破了大娘的茶壶，要赔给大娘的故事。我把军民鱼水情讲得声情并茂，把听故事的人感动得哗哗的。从这个故事开始，我就成为故事队的正式队员了，随着故事队步行到各个学校讲故事；哪里成立了革命大院，我们就去新成立的革命大院讲故事。也因为这个故事我讲得好，照片登上了《成都日报》。照片里我就是小小的、圆圆的那种，还是因为人家觉得我长得乖，所以登了这么一张小照片。这还不算什么，电视台还来给我录像了，这个故事在电视台播出了。

　　电影《春潮急》的导演殷向霖伯伯就是看了我在电视上讲的《赔茶壶》的故事后，决定让我扮演女主角的孩子。《春潮急》我演得还不错，接着向霖伯伯拍《冰山雪莲》的时候，又要我演了一个藏族孩子。

　　在两年的时间中，我演了两部电影。拍完电影《冰山雪莲》不久，毛主席逝世周年，成都市川剧团排演现代川剧《蝶恋花》，需要一个演毛岸英的小孩子，他们很自然就想到我。

　　《蝶恋花》这个戏很火，演得一发不可收拾。团里的领导就想把我招进川剧团做学员，就把教育局和劳动局的领导请来看戏，就是希望他们同意把我和韩超特招进剧团。我爸坚决不同意我进剧团，要我继续上学。为了达到进入剧团的目的，我开始放肆地在学校打架、逃课、不做作业、回家装病、绝食、故意失眠不睡觉，折腾了一个多星期，把我爸闹得头疼了，说：“我依（服）了你了！”这样，我成为成都市川剧团的随团学员，就工作了。

　　川剧是用地道的四川方言念唱的，我喜欢普通话，觉得洋气、有文化。比如，“上街”这个词用四川话说就是“上该”，“解放军”是“改放军”；我用四川话说“上街、解放军”，是普通话发音，人家听到觉得怪怪的。团里当时的美工，现在是著名画家的谭昌荣说：“你这个发音不对！”我嘴里不说，心里说：“你晓得啥子哟，这样说话才好听呢，人家话剧演员都这么说！”

　　这样说话我一直没有改变过来，我也不想改变，因为我还是不那么喜欢川剧，我喜欢话剧，感觉那才是艺术；而且我又是随团学员，也没有正式拜师，就是跟着团里演出。

　　心思转到了去做演员上，峨影总是来找我拍戏，成全了我的这个理想。峨影一来借人，团里的领导就不高兴了，说：“你们老是来找他拍戏，不如你们把欧阳调走算了！”领导这么一说提醒了我，在西昌拍《枫》的时候我就给峨影的党委书记兼厂长杜天文写了一封信，大概内容是：我在剧团，因为经常出来拍戏，没有学到什么功夫；老是出来拍戏吧，又不是峨影的演员，希望您把我调到峨影厂去。

　　很幸运的是，我遇到的都是好人——滕进贤（他后来是电影局的局长）、殷向霖、周力、米家山，在没有送礼、没有请客的情况下，他们都无私帮助了我，把我调到了峨影。十六岁的我是峨影刚刚成立的演员剧团的第五名演员，也是年龄最小的演员；后来演员剧团才有了潘虹、孙淳、傅莉莉、张丰毅、祝延平、尚丽华等人的加入。

　　到峨影拍的第一部电影是《年轻的朋友》，主演是方舒、周里京、张铁林等。拍这部电影的空隙，我就从桂林去了重庆，穿着戏里角色的军装去看望我的班长周建。周建已经考上了军医大，是一名真正的军人；我是戏里的军人，但也算是军人吧！都是有一腔抱负的好青年，我们见面就是畅谈未来的理想，感觉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年轻人的。聊着聊着那个问题又来困扰我了：我为什么不去考大学？我知道我是娃娃脸，身高也不够高，属于特型演员，总不能演一辈子别人的弟弟、别人的儿子吧？只有考大学才是我的出路。这个出路不好走，也就只能安心演戏了，只要有角色我就去。

　　在峨影演员剧团的几年，我是板凳演员：每天早早的我就主动去剧团打扫卫生、灌好开水，有人不想来团里报到就叫我给他们打个。现实摆在我面前，让人心灰意冷，就想到了改行；峨影厂也有工人，比如照明车间、置景车间，我不想当工人，我想当编剧，我爱好文学。

　　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峨影的图书馆看书，在图书馆我遇到了武汉儿童艺术剧院的东方闻樱。

　　东方是到峨影拍摄电影《台岛遗恨》的，她在电影里扮演哑女，戏份不多，就有很多时间在峨影的图书馆看书。一来二往我们熟悉了，聊起以后的路，我说我不想做演员了，做演员太被动了，以后去做编剧。东方说：“我不做编剧，我要去做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