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建立过如此包罗万象、朝野齐心投入的情报系统；也没有一个民族像大和民族这样，情报观念几乎根深蒂固于全体成员的血脉。本书梳理日本漫长的情报站历史，揭开隐藏在黑黢黢迷宫中的、以帝国与天皇的名义开展的日本情报战真面目……

　　[上期回顾]

　　在中国的一些资料里，称日本的女性情报人员，有许多出自于札幌的“妓女间谍学校”。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是“西伯利亚阿菊”、“满洲阿菊”和“大陆阿菊”。日本国内流传的资料，和中国的有很大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日俄战争期间，确实有这么一群女人，以妓女的身份做掩护，有意或无意地在为日本获取情报。

　　1927年6月，刚上任不久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集了所谓“东方会议”，提出要把“满蒙”从中国本土彻底分割出去，并决心诉诸武力。此后，独占“满蒙”，全面侵华，已经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公开化了。

　　日本人没有料到的是，最初是以投靠日本人起家，早年在日俄战争中为日军效劳，后来当上奉军首领的张作霖，却成了“满蒙独立运动”的最大障碍。日本人劝张作霖“隐退”，但遭到他的拒绝。接着威胁说，要解除他的武装，他仍不为所动。与此同时，日本人开始四处调兵遣将，抓紧控制东北各战略要地，等待下手时机。

　　1928年6月初，张作霖决定动身回沈阳。临走前，日本人对他提出了最后通牒，胁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张作霖仗着自己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终不改口。

　　6月4日清晨，张作霖的专车开到沈阳西北皇姑屯车站以东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处，轰然一声巨响，张作霖乘坐的专车第三列，被事先埋在桥下的炸药炸得粉碎。张作霖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之中，四小时后身亡。此为当时轰动中外的“皇姑屯炸车案”。

　　张作霖死后，秘不发丧。其子张学良获悉，立即赶回沈阳，极力稳定住东北局势，直到6月21日，才正式公布乃父的死讯。数日后，张作霖遗体隆重下葬。他的棺材放在几匹战马拉着的炮车上，缓缓通过挤满观望人群的奉天大街。随少帅张学良一同送葬的高级来宾队伍里，有一个个头不高却身板壮实的日本人，他一身素装，眼睛里噙着泪水，脸色显得尤为沉痛……

　　“皇姑屯炸车案”直接出面指挥的，是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这一事件幕后的主要策划者，正是此人——土肥原贤二。6月3日晚上，在车站送走张作霖后，正是他立即将后者所乘车厢的号码用电报密告了河本大作，致使爆炸一举成功，而且目标十分准确。

　　土肥原贤二，1883年生于面临濑户内海的冈山。像许多陆军军官一样，他家境贫寒，比起其他阶层出身的人，他们不但对通过从军摆脱饥饿、帮助家人及光耀门第，有着更迫切的驱动，而且，对通过鼓吹战争、发动战争，从而使军队主宰国家意志、军人当然为独步时代风云的英雄，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土肥原成绩名列前茅，特别是学习语言，他有着特殊的天赋，最终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还能说四种方言。这一点使他备受重视，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只在甲府步兵第5团任过很短时间的少尉团副，和其前辈福岛安正一样，即被调到参谋本部情报部，任中国课中尉课员。当时，他才24岁，被派遣到中国张家口进行情报活动，两年后回国。

　　在陆军大学深造几年后，土肥原贤二晋升为上尉，任参谋本部情报部的部副。1918年12月，奉命接受张作霖的聘请，到当时的黑龙江省首府齐齐哈尔任军事顾问，两年后解聘回国。1913-1931年期间，张作霖、张学良先后聘用日本顾问18人，其中军事顾问13人，私人顾问3人，普通顾问及警察顾问各1人。

　　1922年，土肥原第三度派到中国，在参谋本部派驻北京的“坂西公馆”任辅佐官。由于他能说一口地道的北方话，北京话、东北方言也精通，加上与人交谈时，总是裂开一副厚嘴唇憨笑着，给对方以诚实、无诈之感，常常不需要什么乔装，便可以一个人跑到任何地方去从容打探；他又尤其了解东北、华北地区的形势，对直、奉、皖系军阀各自的硬处与软肋，弄得门儿清，使之顺利进行了由其彼此倾轧、相互内斗的挑唆活动。“皇姑屯炸车案”后，他被调回本土，任新泻县高田步兵第33团大佐团长。仅仅过了一年时间，1930年1月，又被调回东北，任关东军司令部部副兼奉天特务机关长。

　　1930年5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烟俊六少将到达东北，率领关东军的参谋们进行了第四次“参谋旅行”，在这种所谓的“参谋旅行”中，先后到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侦察情况。据他们估计，当时，整个东北约有25万中国军队，其中沈阳附近约有2万精锐部队，并拥有飞机、战车、兵工厂、迫击炮厂等，而关东军只有1万余人。因此，日军必须制订“以寡制众”的方案。

　　此外，自1931年初，每逢周六，关东军参谋部都举办了策划和研究侵占中国东北的研讨会，满铁调查部、东亚经济调查局的有关人员也积极参与。

　　为了实现“以寡制众”的方案，分散中国东北军的兵力，土肥原贤二又着手一系列谋略活动。先用飞机将在大连的山西军阀阎锡山送回太原，唆使其出兵华北，牵制东北军，使张学良不能顾及东北；再勾引在河北的军阀石友三参加反对张学良的联合军事行动……

　　1931年7月，以与东北军合作进行“对苏作战进攻的研究”为名，关东军有了第五次“参谋旅行”。其中，在“中国马调查班”班长竹下美晴的陪同下，到北满地区作了详细的侦察。“中国马调查班”只是代号，直到“9·18”事变发生，这个班才去掉“中国马”这一掩人耳目之词，恢复了本来面目——关东军调查班。

　　就在关东军参谋们第五次“旅行”的7月，土肥原贤二指挥日籍间谍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他们策动朝鲜农民移居长春郊外万宝山，侵占当地农民土地，从而引起双方械斗。然后，组织报纸进行歪曲事实和煽动性的报道，引起了朝鲜国内强烈反弹，在汉城、仁川和平壤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

　　“万宝山事件”，一下子让全列岛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从社会舆论上为侵华战争铺平了道路。同年8月，土肥原获悉，近两个月前，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上尉部员中村震太郎，奉命到中国东北执行秘密军事侦察任务，随同者有一名旅居东北的日本退伍骑兵上士、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人。他们化装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后，准备经洮南返回途中，于26日，在兴安区葛根庙附近苏鄂公爷府，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属部拘获。经搜查，在“他们的行囊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南针、测绘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中村“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他们的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

　　团里的一名司务长见财起意，将中村的金表私自藏了起来，辗转典当到兴隆街大兴当铺。当晚，腰包里钞票鼓鼓的司务长，用这日本人的钱，去嫖了一个日本妓女，后者叫植松菊子。酒喝高了的他，在床上吐出真言，说了这笔钱的来历。次日，植松菊子即将这事报告给了日本方面。土肥原立即亲赴洮南，在大兴当铺将金表赎出。作为中国军队无辜杀害日本“农业专家”的罪证，日本当局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以武力相要挟。

　　1931年9月18 日，日本关东军在离沈阳北郊8公里左右的柳条湖实行警戒，中午时分，他们抓住在该地区横跨铁路的农民，称其违反了铁路戒严令，须罚修铁路半天。日军强迫后者穿上东北军的半旧军装，并在他们埋头干活的时候，拍下照片，冠之以“中国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的赫然标题，向媒体公布。晚上10时20分，日军自己炸毁柳条湖的一段铁路，以此为信号，不宣而战，突然袭击沈阳北郊东北军最大的兵营——北大营，并炮轰沈阳城。随后，日军向沈阳-长春铁路沿线各重要城镇的中国军队发起了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