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来越多的记者想方设法赶往灾区时，我却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见面’仅3天的黑水。”在6月2日《南国早报》上，一位“特派记者”刊文指出，5月27日，他满怀着帮助灾区人民的愿望，来到地震灾区。可他很快就发现，他想为灾区帮忙，却需要更多的人为他而忙碌。“但我为灾区做了什么？给灾民带去了什么？我常常对此感到茫然。我不得不为我耽误了灾区领导和灾民的时间、占用了县里的救灾资源而深感自责。如果我们不能为灾区帮上什么忙，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少去，最好不去，这也是对灾区的一种支持。”

　　这位“特派记者”带着自责离开了，我很欣慰。灾区的确不需要一名茫然的记者，当然也更不需要一名总是为当地政府与灾民增添麻烦的记者。我更加欣慰的是，对于更多时刻关注着灾区的人们而言，并不会因为少了这样一位记者，而再也无法知晓灾区正在发生的一切。除了这位“特派记者”以外，还有更多的媒体记者一直选择坚守在灾难的现场。与那位“特派记者”相比，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没有茫然，没有犹豫。

　　我不知道，当那些在灾难发生第一时间，冒着生命危险甚至冲破种种封锁赶赴灾区的记者，以及到今天为止依然坚守地震灾区的记者，将以怎样的心情来看待这位“特派记者”充满某种道德优越感的自我表白。但我知道，记者赴灾区采访，没有像凯文·卡特拍摄《饥饿的小女孩》那样的伦理冲突。那位“特派记者”困惑于“县里这么多人在为我而忙”，占用了时间与资源，并表示“被震碎的心灵再也经不起任何形式的打扰”。然而我不能理解，这位记者凭什么要接受“很多人为我而忙”的事实，凭什么要让使他困惑的一切发生。一个优秀的记者，难道不应当尽可能避免这一切吗？难道不应反思那样一些迎来送往的做法何以成积弊吗？因此这样的困惑，除了只能表明记者的浅陋与粗暴之外，并不能表明什么，更不可能作为“记者最好不去”的理由。

　　逃离是逃离者的通行证。面对这个世界的繁复，记者作为一个深刻的瞭望者，要做到不茫然是多么不易，但又如何能够以“茫然”来玷污一份职业应有的尊严？除了坚守，没有什么能够表达一种职业精神与尊严。在所有人都撤离之地，他们前行；当现场瞬息万变，他们记下了真相。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自责的。一场灾难，不仅考验着人性，也考验着职业精神。 （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