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在这里是个秘密。在安置点,他们似乎生活在40年前的大集体时代,个人的哀伤不值再提,你看不出谁刚刚失去亲人,他们表情平静,有时突然一笑,除了身上正在结痂的伤口,地震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秘密,有时仍会突然惊醒。
5月29日,四川安县县城外,好医生制药厂厂区一间未投产的巨大车间内,每天早晨,席地而卧的数百灾民一齐醒来。逆光中,女人们开始梳头,一对小孩在过道里互扔沙包,一个大男孩骑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自行车在人群中穿梭,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女娃踩着会发出声音的凉鞋奔向父亲,有人打开收音机收听北川唐家山堰塞湖的最新消息。
大集体的生活
更多时候,他们在柔软的四川盆地的暖风中昏昏欲睡
他们几乎都来自安县茶坪乡,位于安县、茂县、北川三县之交的高远山乡,目前已统计出全乡8000人中死亡和失踪515人,但不少人猜测应有近千人。地震3天后,先后有400人的解放军和消防部队进入深山,他们在废墟下没有找到一个存活者,但把绝大部分乡民解救了出来。经过长途跋涉,他们中的一部分被安置在好医生车间。人们不再谈论地震,默默生活,幼儿只在半夜噩梦后啼哭不已。
这个庞大家庭包括,村支书、村民小组长、曾经腰缠万贯的建筑商、放假回家的大三男生、不知何时复课的高三女生、种山药的农民、从广州赶来的打工仔、教师、露出白皙双肩的少妇、唧唧喳喳的小孩、面目慈祥的老人,他们同吃同住,没有隐私,却保守同一个秘密。
在这个秘密之下,人们似乎生活在40年前的大集体时代,个人的哀伤不值再提。一个胖胖的女人穿过人群,每天都唱:“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渴望在自由地飞翔……”人们抬起头,有时看到直升机轰隆隆飞过,“那是往茶坪去的。”一些人附和着。更多时候,他们在柔软的四川盆地的暖风中昏昏欲睡。
但秘密有时会突然惊醒。在介绍茶坪乡所处的险恶环境时,张云兰老人说:“如果下暴雨,四周高山的泥石流下来,就会像包饺子一样把茶坪淹没。”她穿着干净的碎花衬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打着手势说这话时,为这个形象比喻而笑了起来,但马上她想起13岁的孙女不在了,眼泪夺眶而出,“她还在上初一,茶坪中学死了5个。”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妪斜靠在被褥上,旁边有人说:“她一直在拉稀,两餐没吃饭,可是没有人送她去医院,她儿子全死了,儿媳不管她。”一会儿,儿媳回来了,面无表情,旁人不再说话。老人爬起来,佝着背,端起一盆脏衣服去外面洗。
一个自称姓刘的男子躺在被子上,有人问:“你家人呢?”他低声应答:“在北川县城。”问话者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可是男子不在意,继续说:“很多死了,四姐、五姐都死了,老婆死在了都江堰,只有女儿跟着爷爷,困在山里,没有电话。”他是一名退伍军人,在福建漳州做建筑工,地震后,他拿着救助站提供的车票回到了家乡,其实他并不知道妻子是死是活,几年来她音讯全无,只有她母亲知道其下落,却不肯告诉他。
男子激动起来,“地震之后,四川应该好好扫黄一次,该判的判,该罚的罚,很多过得好好的家庭,就因为妇女被人带坏了,就分裂了。如果她在都江堰死了,也没关系。”他现在等着唐家山堰塞湖解除险情后,再回到山村和女儿团聚。
昏暗光线下,78岁的张志承戴着老花眼镜在读《说岳全书》,他的大儿子死于地震,直到第三天才挖出来,说起往事,除了他老伴眼里有泪光,其他人都语气平和,包括大儿媳。当谈到地震后,他们把开餐馆而储存下的食物和酒赠与乡邻,并收留了40多名孤寡老人、孤儿和暂时找不到父母的学生时,他们脸上洋溢着自豪的微笑。
从张加兴身上也看不出他已失去4名亲人,他喋喋不休的是他教了20多年数学,拿到了民办教师任用证,转正考试数学考了92分,但因为没有送礼还是被清退,而“小数点也不懂的人现在一个月拿1000多元”。他抓住一切机会跟记者抱怨着,当话题转向地震时,他突然转身走向他的睡处,回过头,眼眶已含泪水,举起的手,又颓然放下,“唉——”他长叹一声,又转过身,低头用手擦拭双眼。
“我的眼泪,忍了无数次。”他终于说出了心底的秘密。
自治的村民
每个物资仓库都由村民负责发放,觉得分配不公时也会吵闹
当近8000人扶老携幼,带着最简单的生活用具,从白云缭绕的山间徒步10小时来到公路上时,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这是奇迹。地震第二天,有8名壮汉受命下山送信,只有3人走了出来。
这8000人主要安置在桑枣、晓坝、好医生3个安置点,前两个是政府安置点,而好医生安置点身份模糊。5月14日晚,几十名茶坪乡灾民无处可去,被政府人员带到好医生工厂暂时安置,每人发一瓶水、一个面包,是一天的食物。
第二天,100多名乡邻闻讯而至,依然是一瓶水、一个面包,没有被子,两个被落石击伤的伤员靠在墙角。
此后,这个安置点的人越聚越多,政府也送来了一些物资,但更多的食物却是由灾民自己筹措的。一个名叫李国洪的商人,因为在地震后,把自己超市里未被掩埋的所有物品捐献出来,与乡邻共渡难关,而再次被众人寄予厚望。大家推选产生安置点管理委员会,李国洪当头,与管委会其他成员一起,每天在外奔波游说,利用多年经商积累的人脉,把矿泉水、大米、蔬菜、方便面、火腿肠、蚊香片等运送过来。
乡亲们以村为单位,被分成6组,各由组长统率,各组平均分配物资,各自埋锅做饭。由于缺乏煤气灶,他们用砖头围砌成灶,烧的是对面田地里收割后的秆柴。有时,几个村民趁天晴再次上山,除了察看家园,更会带来一挂腊肉,于是,这个组的人便难得有了口福。
管理委员会比村民委员会发挥了更高的自治作用,每个物资小仓库都由村民负责发放,轮流值班,发放被子、鞋子时,一些人觉得分配不公吵闹起来,但很快平息。只有一次给妇女发放卫生巾时惹起众怒,那天恰好是两个大男孩值班,在一片嬉笑与怒骂中,两男孩落荒而逃。
谨慎的志愿者
他们激情满怀,却不得不小心地处理着与群众的关系
有安置点的地方就有志愿者。来自河南一所高校医护专业毕业班的杜鹃,在绵阳市政府前趴在桌子上睡了两晚后,和其他3个志愿者来到好医生安置点。他们都是大学生,激情满怀,充满理想。
一个四川僧人比他们先来两天,已经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看起来30多岁,自称“不做住持,不管钱”,是个云游僧。他戴一副近视镜,不愿透露自己的法号。
与灾民一样,5个志愿者也是睡在车间里的水泥地上,短暂相处,大学生们已经把僧人“当作依靠”。僧人脾气超好,无论与谁,都是笑吟吟的,一些调皮的小孩子爱拿着铅笔争相敲击他的脑袋。
僧人每天起床后,先在过道上扫地,再去压水泵处压水,让灾民们洗脸、刷牙,然后就给孩子们上课。他还帮运物资、抱柴火,与每个人聊天,一些人见了他就说:“你是个好人。”
志愿者们为了不给灾民增添负担,坚持自己泡方便面吃,村民多次劝他们一起吃,他们觉得如再婉拒会逆了村民一番好意。晚餐中,负责掌勺分配的人把最后一勺菜给志愿者,志愿者不要,恰好另一村民过来加菜,掌勺的说:“这是给志愿者的。”那人一听,扭头便走。
僧人对大学生们悄声说:“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大家也有同感,但觉得僧人还是过于谨小慎微。当有志愿者指着一个方向谈论灾区群众情况时,僧人说,别用手指着,那样会让他们觉得不好。
一天晚上,志愿者们坐在地铺上聊天,有村民拉灭了电灯睡觉,僧人又有些紧张,觉得自己影响了灾民休息,第二天早上,他就动员志愿者们把铺盖抱到另一个房间。
志愿者们希望通过与孩子们的相处,让孩子们快乐起来,进而让家长们心有慰藉。志愿者们与孩子们结下了友谊,每天晚上,都有几个小女孩躺在女大学生们身边,在童话故事与儿歌里沉沉睡去,也有胆大却仍然羞怯的初中男生坐在一旁,与志愿者们开着属于他们这个年纪的玩笑。
也有人不理解,他们在暗自悲伤,孩子们怎么就在教室那头唱起歌谣?一天,终于有人这样发问,但他遭到了其他乡亲的批评,“这是天灾,恼火又莫得办法,我们要振作起来,重建家园。”
是志愿者,就有离开的时候。杜鹃和另两名女生就要踏上返程。乡亲们或热烈或沉默地看着她们离去。
据《南方都市报》
■心灵透视
教书20多年没转成公办教师,他喋喋不休地抓住一切机会向记者抱怨着。当话题转向地震时,他突然转身走向他的睡处,回过头,眼眶已含泪水,举起的手,又颓然放下,“唉——”他长叹一声,又转过身,低头用手擦拭双眼。
安县好医生制药厂一间车间内,灾区群众席地而卧,同吃同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