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时，正是“四人帮”横行之时，因此对这场非常罕见的大灾难实情，基本没有公开报道。但是内参报道量很大，这些虽然没有同广大读者见面，却是一批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除此之外，新华社记者在现场采访中还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这些第一手材料，对当代青年人以及子孙后代了解这次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是十分珍贵和有益的。
抹不掉的伤痛记忆
当时，我在新华社总社当机动记者。地震发生后，我是首批于当天到达唐山地震现场的记者之一。此后50多天中，我一直是在地震现场。
1976年7月28日早晨，我是5点钟从家里出来的，到总社时不到6点。当时地震已经发生两个多小时了，可是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连国家地震局也不知道。去那里采访的记者打回电话说，从丰润县一个人的电话中，才知道震中在唐山市。这时已是6点半了，立刻由新华社发出内部消息。
我大约在7点钟出发去唐山。没有准备，除了一个装蜂蜜的玻璃杯，装了一杯水，什么也没带。总社派了一部车子，拉上我们三名记者出发了。
车过了丰润，情况越来越严重。丰润到唐山的马路很宽，马路那边群众像炸了营似的往外跑，平板车上推的，自行车推的都是人，有死的，有活的，死活难分。这半边马路就我们这一辆汽车往里跑。
我们到唐山市，一进市内，第二次大震（7.1级）发生了。当时我们的车子正在路上走，突然好一阵摇晃，汽车方向盘不听使唤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地震，赶快刹车！”所幸的是车子走得比较慢，没有掉到沟里去。车子停住了，我急忙把车门打开，当时摇晃得特别厉害，有些站不住了，于是我就抱着路旁的一棵树。这时，一些第一次地震已经震酥，还没有倒塌的建筑物，经过这次地震后基本全倒了，只见随着倒塌的建筑物升起一股股黑烟白烟。有的汽车翻掉在路沟里。当时想，如果我手头有个照相机，这个镜头是很难得的，可惜我们这些文字记者，都没有照相机。
在不停的余震中，我们的车子缓慢地进入市内重灾区。
当人们看见我们的车子时，都惊奇地瞩目相望，因为一看就知道是北京来的车子。于是好多人围上来了。他们首先问：“北京、天津怎么样？”我们告诉他们北京、天津的情况。他们说只要北京、天津的问题不大，他们就有救了。在交谈当中，有的群众找上来了，说：“同志，你们救救我们吧！我家有位伤员快死啦，你们用车子把他送出去吧！”当时我们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见死不救吧，情理难容，的确于心不忍。但是要救他吧，工作就没办法进行。后来我们讲：“我们是新华社记者，是中央派我们来了解灾情的，现在需要赶快向党中央报告灾情。如果我们去抢救，救了你一个人，救不了大家……”群众就说：“赶快闪开，让他们走，快让他们去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这里的情况。”在那种情况下，群众如此通情达理，我们深受感动。
进入唐山市后，到处是死尸。有时甚至马路上车子都没法通行。我们的司机说：“老张，你下去给我拉一拉吧！死的我也不敢轧！”没办法，我就只好下车把死尸一个一个拉开，车子才过去……
唐山全市已是一片废墟，市委大院房屋倒塌不见一人。组织在哪里？我们逢人便问，到处打听。在一家倒塌了的工厂门前，碰到一位全副武装的站岗民兵。他告诉我们说，市委领导在市中心马路上停着的一辆红色大轿车里，那里是临时组织起来的指挥中心。
在这辆车上，我们见到了当时的领导：从石家庄赶来的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力和被抢救出来的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许家信上身穿着一件圆领衫，下身穿着短裤，头上和腿上缠着透着血迹的白色绷带。
他们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迅速抢救出倒塌的房屋下面压着的还没有死的群众（后来得知当时还有10万人左右）。现在余震不停，抢救工作的危险性很大，最关键的是缺工具，其次是重伤员太多……
震中一日，所见所闻，都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要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是，哪里有那么多时间？更重要的是电讯线路全部中断，写了稿子怎么发回去呢？正在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还是指挥部的一位领导给我们出了个主意。他说，北京军区来人了，据说那里架通了一部电话，指挥部就设在飞机场，你们可以到那里去看看。
在机场的指挥台下，我们找到了从北京赶来抢险救灾的北京部队副司令员肖选进。我们过去就认识，他对我们很支持。他说，军用电话已经接通，你们可以先用一下，但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因为这是目前唐山通北京的唯一的一部电话，就靠它向军委汇报情况，联系调动部队抢险救灾。
夜里10点左右，我同总社通上了电话，传回发自唐山地震现场的第一篇报道。
获救五姐弟劳军
大地震发生后，各路支援唐山抗震救灾的人马纷纷涌向唐山。首先赶到地震现场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和沈阳部队。在交通断绝的严重困难情况下，十万部队官兵，昼夜兼程，跑步前进，从四面八方奔向唐山地震现场，到达后立即抢救。
进入8月中旬，主要是扒找尸体。当时气温高达37～38℃，天气十分炎热，尸体已经腐烂了，一拉就流出腐烂的内脏和脓血，那种说不出的腥臭味实在难忍，有时戴着加层的口罩和防毒面具都受不了。唐山那么多死尸，大部分是指战员们扒出来并掩埋的。
一些被抢救出来的孤儿，也是部队收养着。唐山抗震中有一件5姐弟劳军的事非常感人。地震发生时他们的父亲母亲都被砸死了，就剩下5个小孩。其中4个女孩最大的17岁，最小的4岁是个男孩。部队抢救出来后，他们和部队一起生活，吃穿住都由部队安排。他们想爹妈，最小的还不懂事，成天喊着要妈妈，哭得没法，战士们想办法哄他们。孩子们对战士非常感激，地震时他们家还有一只老母鸡没压死，当他们看到解放军很累，吃得又不好，一个个身体渐渐瘦了，于是就偷偷把鸡杀了，给战士们送去。战士们说啥也不肯吃，给他们送回来了。怎么办呢？于是孩子们把鸡做熟了，熬了鸡汤给送去了。战士们哪里能吃，又送回来。孩子们不肯吃，又给战士们送去。就这样，送来送去，谁也不肯吃。那天晚上开晚会，那几个大的女孩端着碗给解放军唱了《沂蒙颂》中的一段“我为亲人熬鸡汤”，边唱边流泪，唱得周围的战士、群众都哭了。
世所罕见的记者生活
地震中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地震后的头两天，我们整整两天一夜没有吃上饭，没有睡过觉。
第一天，我们出发时只带来了一瓶水。7月底天气闷热，大家都十分口渴，可是谁也舍不得喝，互相推让。到了唐山市，供水供电系统全部被破坏，市区内找不到一口水井，老百姓渴急了，什么水都喝，以致把游泳池的水都喝干了。
第二天整整一天，依然没有水喝。后来北京派来水车送水，空运来大饼、饼干。
大概是第三天，部队开始成立伙食团，我们挤进去先吃再说。部队对我们十分照顾，还借给我们一顶小帐篷。从此，我们总算是有了安身之处。但是，没铺、没盖，只有一张塑料布铺在地上，晚上蚊子咬得满身是包。过了几天，部队运来几块床板，我们总算有床睡觉了。
有住处、有吃、有喝，基本生活有保障了，但条件还是十分艰苦。就拿吃饭来说吧，一是吃不上蔬菜，二是卫生条件太差。馒头里有时还掰出个大蛆来。厨房里剩下的馒头用白布盖着，上面落满了苍蝇，白布成了“花布”，甚至“黑布”。没有办法，一天三餐顿顿离不开大蒜。大蒜是好东西，可吃多了眼睛受不了。尽管如此，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拉肚子的。由于长期蔬菜吃得很少，不少同志得了夜盲症。
由于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们这些记者在那段时间里，没有一个没生过病的。我得过痢疾、肝炎，体重下降了十几公斤，尽管生活如此艰苦，可是没有一个叫苦的。
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持我们冒着如此巨大艰险，克服如此艰苦困难？大家回答得很简单：是人民记者应尽的职责！
张广友/文 摘自《炎黄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