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缉令”历数顾顺章的种种罪行后称：“……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这样的通缉令，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顾顺章的叛变，足以启发我们对革命与流氓问题的思考……
1928年6月4日，上海的中共中央致信井冈山的朱德和毛泽东，对朱、毛在井冈山的武装斗争进行指导。信中强调：“你们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在成分上尽可能地增加工农和贫民的成分，减少流氓的成分。”
其实，在上海滩上闹革命、搞暴动，也不可能拒绝一些城市流氓的加入——顾顺章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共特科“特务大师”
顾顺章，1904年生，上海宝山人。早年进入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当工人，不久成为小工头。在工厂期间，顾顺章加入了上海滩的“青帮”，他从小好勇斗狠，很快在江湖上脱颖而出。由于顾顺章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其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而在搞工运时，顾顺章确实是一把好手。顾顺章1924年加入中共，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有突出的表现。由于顾顺章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侍卫。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
1917年俄共执政后，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则演变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所谓“格伯乌”（后又演变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顾顺章等人到苏联，就是去拜“格伯乌”为师。他在苏联学得如何呢？“中统”老特务万亚刚说：“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凭他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回来。文的方面：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面：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可说是全能特务，够得上称为大师。在他以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顾顺章之所以能短期内学成“特务大师”，一来因为“素质”好，有着过人的“聪明机警”；二来因为本来在江湖上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27年初，顾顺章“学成归国”。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共产党人在全国成为捕杀的对象，中共活动全面转入地下，中共中央也从武汉迁到上海租界内。中共中央本来设有军委，其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成为“托派”的郑超麟回忆：“‘军委’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对党内的人守秘密。那时中国共产党有三种组织：青年团、党和军委，一重比一重更加严格、认真……顾顺章从杭州回来后也加入军委领导机关，以准备上海的暴动。”
周恩来其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委设有特务工作科，后来特务工作科扩充为中央特科，直属中央，实际由周恩来直接指挥。中央特科又附设狙击队，即所谓“红队”。“红队”队员人人身怀绝技，个个百步穿杨——顾顺章的“才智”更有了用武之地：中央特科科长和“红队”队长，都由他担任。
顾顺章跌足长叹：“抓不住周恩来了！”
1931年3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后，顾顺章居然登台表演魔术。他之所以敢如此弄险是因为对自己的身手过于自负。顾顺章有着高超的化装术，每次都化装后登台，但千虑一失，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认出，于是被捕。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由于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担任特务首脑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知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并迅速通知了周恩来，也由于周恩来过人的应变能力和组织才华，才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诸要人和整个机关避免了全体覆灭的结局。
顾顺章是知道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有中共人员的，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还是将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电告南京，而在南京接收这电报的，就是钱壮飞。据说，当顾顺章得知已向南京发报时，跌足长叹：“抓不住周恩来了！”
顾顺章知道得太多，许多中共基层的“交通线”、“联络员”是他亲手建立和安置的，这些周恩来不可能都知道，即便都知道，也来不及一一通知。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被捕杀。也有几个中共要人死于顾顺章之手：其时，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但化名王作霖，国民党方面并不知其真实身份，而中共方面的营救也有望成功。顾顺章一到南京，恽代英立即被处决；时任中共中央“一把手”的向忠发，因顾的叛变需要转移到江西，但他临行前不顾周恩来的告诫偷偷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终于落入顾顺章安排的人之手。
如果说顾顺章是本领高强的城市流氓，那向忠发就是个草包流氓。他虽然也像顾顺章那样一被捕即叛变，但对于国民党来说，终无长期利用价值，还是立即把他给杀了。顾顺章还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后也遭残杀。顾顺章在中共党内原本专门负责杀叛徒，他成了叛徒后，中共方面便没了能杀他的人，最后还是国民党把他杀了。
顾顺章的叛变改写了中共党史
顾顺章的叛变，极大地影响了中共的历史，当然也就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历史。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这是因为在上海无法立足了，中共在城市的工作也实在难以开展了。而这与顾顺章的叛变有极大的关系：首先那些与顾顺章极为熟稔的人，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例如周恩来。顾顺章对周恩来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等了如指掌。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亲自带人对其家人采取了措施，也使得顾顺章对周恩来切齿痛恨，必欲捕周而后快。周恩来地下工作的经验再丰富，再怎样适合在城市工作，也不能不离开了。在上海，没有了灵魂人物周恩来的中共中央，也实在难有作为。向忠发被捕杀后，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领军人物王明（陈绍禹）成为中共总书记。但王明其人华而不实，不断有人被捕杀使他心惊胆战。不多久，他便辞去总书记职务跑到苏联去了。
王明辞职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短暂地代理过总书记。1931年9月，也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秦邦宪（博古）被推到了中共最高领袖的位置上。秦邦宪1907年生，1926年冬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1931年1月，在由米夫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秦邦宪一跃成为中央委员。1931年底，周恩来去了江西“苏区”，留下24岁、实际工作经验少得可怜的秦邦宪在上海支撑危局。不用说，支撑不久。1933年1月，秦邦宪与陈云一起到了江西中央苏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心脏移植到了乡村，从此把工作重心放到了农村。
193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还从江西瑞金发出了对顾顺章的“通缉令”。“通缉令”历数顾顺章的种种罪行后称：“……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这样的通缉令，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特务大师顾顺章》中，万亚刚说：“到底顾顺章何以致死？有道是‘不遭人忌是庸才’，正因为他不是庸才，而且锋头太健，所以就招来杀身之祸了。”这样说还太简单。顾顺章固然是“中统”钓到的一条大鱼，但顾顺章所知共产党的机密再多，也是有限的。当他叛变之后，这就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几年之后便耗尽了。豢养顾顺章，始终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弄不好就成了养虎遗患。当中统特务们觉得风险和成本大于收益时，当然会把他除掉。
流氓与革命问题的思考
1938年11月28日，住在苏联克拉奇克疗养院的瞿秋白遗孀杨之华写了《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一文。文章中说了两件事：一是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妻室内搜出了“顾顺章亲手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第三党、取消派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另一件事，是顾顺章“生活的腐化”，“吸鸦片”、“玩妓女”，还“打老婆”。这几件事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顾顺章虽然加入了中共并成为党内要人，但本质上是一个毫无政治信念的流氓。杨之华认为，从他妻子室内搜出的那封信，说明“他的叛党动机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
(原载《同舟共进》 作者 王彬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