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我应印度有关方面的邀请，到加尔各答参加一个冠名“科学·艺术·哲学”的学术会议。印度全年分三个季节，夏季、雨季和冬季，南亚人皮肤黝黑，可见夏天的漫长和阳光的炙热。幸运的是，印度的盛夏是在四月，我到达时刚好是雨季的间歇。

　　在头一天晚上的欢迎酒会上，穿戴整齐的侍者分列两侧，手里捧着盛放酒杯、水果和糕点的托盘。那些养尊处优的教授太太身着华丽的服装，围绕着西方客人们高谈阔论。令人惊讶的是，街上的人力黄包车夫全部赤脚。大学生们站在路边的小吃摊旁，用手直接抓面往嘴里塞。

　　会议一结束，我就从戒备森严的大学宾馆搬到市中心的救世军旅店（Salvation Army）。每个客房里有五张高低床，没有桌椅，但干净、整洁，还有一个阳台。外头有休息室、卫生间和淋浴房。价格低得惊人，每天只收50卢比，相当于20元人民币。难怪许多欧洲的年轻人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甚至更久。

　　一天下午，我乘加尔各答（也是全印度）唯一的一条地铁去拜谒泰戈尔故居。就在以诗人命名的街道上，我看见一个男子在井边半裸着盘腿而坐，他的全身涂满了肥皂泡，旁边一个男孩在使劲向下压水。而背景是一面斑驳的墙壁，橘红的窗子、墨蓝的门扉、黑色的背包……

　　蔡天新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