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的情报工作，在一些著作当中，特别是回忆录当中，有不少零星的说法，但对其进行较为系统、客观、全面的研究还很少见。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尤其是信息战已经成为战场主宰之时，显然有必要看清楚，当年的情报工作究竟对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每个重要转折点背后都有秘密

　　对中央红军的长征事先究竟有没有准备的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莫衷一是。现在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有准备，但准备不足，中央红军长征出发非常突然。现在看来，当年的这种情况实在与情报工作有密切的关系。

　　据当事人莫雄在《我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计划转交中央》的回忆录中写道，1934年9月底，他奉蒋介石命令上庐山参加秘密军事会议，获得了关于第五次“围剿”红军的“铁桶计划”文件，他立刻组织人一面紧急密电党中央，一面“将文件的主要部分用薄纱纸密写抄录，然后由地下党同志藏在鞋底，化装成老百姓千方百计地送上瑞金”。

　　有了这一史料就容易理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军步步紧逼，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转移已是势在必行，当然得有所准备，但在获得情报后必须于10月中旬趁“铁桶”尚未合围，就紧急转移，显然准备是不充分的。

　　中央红军长征后，第一个重要决定是通道转兵，不按照原计划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是折向贵州。据伍修权回忆：“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于是红军领导层对行军路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对这一问题，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有回忆，她这样写道：当时毛泽东对王稼祥说：“我们从已得到的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壁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地操劳扑空。”王稼祥点头说道：“这个情报我也知道了。”可见，红军突然转向贵州也是以情报为依据的。

　　学术界对遵义会议的研究已经比较透彻，但对在敌人围追堵截之下，遵义会议为何还能开得如此从容，却至今几乎无人提出疑问。通道转兵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并不全面。可以说，情报工作起到了更重要、更直接的作用。据当时担任红军总部作战参谋的吕黎平回忆：“从（负责侦听敌台的）总部二局破译的敌人电报中得知，追击红军的薛岳兵团的两个纵队虽然已经入贵州，但尚未渡过乌江。蒋介石围攻遵义的部署亦尚未完成。党中央与军委立即利用这一空隙时间，就地休整扩大红军。”

　　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是土城之战，这一仗之所以没能打好，是因为情报工作出现了失误。据杨尚昆回忆，在战斗打响后几小时，“彭总发现敌军的兵力不是原先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9个团，火力很强，立刻建议军委：‘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

　　继土城之战的是二渡赤水后的桐遵之战。这一仗之所以胜利，情报的准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红军截获了“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龙云《作战方略》的电令，了解到敌人对红军包围圈最薄弱的部分是黔北的军阀王家烈部，因此决定回师东进杀个回马枪。

　　桐遵之战让蒋介石痛心疾首，连呼“奇耻大辱”。1935年3月2日，蒋介石赶到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启用“铁桶计划”，就地遍筑碉堡与重点进攻相结合，以捆住红军双腿使其难以“运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蒋介石决定自己赴贵阳“御驾亲征”。

　　重庆地下党很快就获取了蒋介石刚制定的行动计划并传给了红四方面军，而后者又立刻传给了中央红军。这一机密情报显然对红军领导层决定放弃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而南下贵阳起了重要作用。

　　面对危局，刚刚重掌军事指挥大权的毛泽东充分表现出一个成熟统帅的胆略，一个大胆的军事行动已在胸中酝酿成熟，他巧妙地利用蒋介石即将到达贵阳的情报，开始了至今看来仍令人赞叹不已的“斩首行动”，命令红军秘密地第四次渡过赤水南下贵阳。

　　毛泽东先是指挥红军做出进攻遵义而不打算南下的假象，在得知蒋介石已经到达贵阳后的几小时就立刻命令红军迅速南下，昼伏夜行，很快就兵临城下，迫使蒋介石调出守卫云南的滇军以“护驾”。在电台监听到滇军出动东进的消息后，红军立刻绕过贵阳城向西南疾进，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云南。

　　聂荣臻在回忆1935年4月9日红军通过贵阳城郊那天时是这样写的：“我对蔡大姐说：快些走！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的五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蒋介石本人也在贵阳，这中间只有约三十里宽的一个口子，我们要赶紧插进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红军对敌情了如指掌，从而保证了自己的行动神出鬼没，蒋介石要想围住红军无疑是天方夜谭。

　　红军侦听对手电台以获取机密的行动，直到北渡金沙江前夕，才因一个偶尔的失误被国民党军发现。事情原委是这样的：红军到了云南后，一个参谋被敌俘去，他带有一些被我们破译出来的敌军电报底稿。龙云发急电向蒋介石报告此事，蒋介石接电后，规定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但也都被红军猜出来了。

　　红四方面军的大力支持

　　中央红军在长征的过程中，得到了红四方面军在情报信息方面的大力支持。

　　在中央红军长征的前期，由于刚离开根据地，原有的信息渠道基本中断，加上每天的行军作战异常紧张，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架设电台通讯联络，更别说耐心细致地侦听敌情。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给中央红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1933年秋，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这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在长征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年红四方面军负责接待廖承志的傅钟后来说：“那本密码电报破译法万分宝贵，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我们都了如指掌。1935年春天，当一方面军为了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四渡赤水’战役时，情况极度紧张，常常难以架设侦察电台，也多亏有了承志同志带来的破译法，才得以把我们的侦察电台截获的敌军情报，按军委指示，及时转了过去。”

　　对于这段历史，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徐向前曾给予高度评价。

　　“玻璃杯赌宝”让红军大胜

　　在以往对长征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了红军电台技术人员对决策所起的基础和关键作用。处于今天日益了解信息作用和日益重视信息人才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要取得长征的胜利，红军电台的侦听技术人员默默地做出了何等重大的贡献。

　　在长征途中，红军领导层与情报部门往往是形影相随。据吕黎平回忆，长征中担任红军总部二局副局长的钱壮飞“是侦破敌人情报的专家”，“那时我们几乎天天同他打交道，不是他和曾希圣（二局局长）来一局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汇报敌情，就是我们去二局查询情况”。

　　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搞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另外，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

　　由于他们破译了上至南京蒋介石下至战场师团长的秘密电报，因此也就使红军领导层对敌军的战略部署、战役意图和部队动向一目了然，造成了对手在明处而红军在暗处的理想局面，从而牢牢把握了战场主动权，使得对手处处陷于被动。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动态却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仅靠飞行员在空中的肉眼侦察，非但雾里看花，更要命的是往往被早已胸有成竹的红军略施小计就上当受骗，使侦察的结果帮了红军的大忙。如为了欺骗敌机的空中侦察，红军在这些日子里发明了一些简单而又实用的绝招，如行军途中敌机突然飞临而来不及隐蔽时，部队就在统一号令下来个全体向后转，给敌机造成错觉。

　　因此，从战场信息掌控这一点来看，我强敌弱的形势实在是显而易见的。而取得这一关键成果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双方电台极少数的技术人员在交战中红军技高一筹，真是战场决战岂止在将军。

　　从上述史实不难看出，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除了目前人所共知的原因外，实在是与情报工作分不开的。对此，毛泽东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隔着‘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

　　孙果达/文 摘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