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你说啊，一个人一定要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的脑子，不要人云亦云。”
——胡福明
这是他对记者提出的忠告，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30年前，他做到了。在那个改革开放还未确立、各种声音混杂难辨的特殊年代，他蹲在医院的走廊上，一边守护着生病的妻子，一边思考着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终于，他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0年后，面对快报记者，他本色依旧——“人民群众没有民主权利，是无法实现思想解放的。”他的话掷地有声。
30年前，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催生了当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继而拉开长达30年的改革开放的序幕。历经30年后，文章的主要作者胡福明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提到他，人们就会想到“真理”、“实践标准”，就会想到“思想解放”。4月24日，快报记者在南京北京西路省政协的一间办公室里，就正在展开的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对他进行了专访。民主、腐败、新闻监督、互联网，30年过去，说起这些最当下同时也不乏敏感的话题，73岁的胡福明依然保持着当年敢言不惧的坦率本色。
实践永无止境，思想解放永无止境
星期柒新闻周刊：有一种观点认为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对此你怎么看？
胡福明：解放思想贯穿改革开放30年，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有一条红线贯穿其中，这条红线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星期柒新闻周刊：请展开谈一谈。
胡福明：改革开放30年，每一次制度创新，都是以解放思想做先导。譬如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开始就充满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有人说它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受到了很大的打压。很多地方收起来了，被整下去了。安徽内部也斗争得很激烈。万里咬紧牙关顶着，他给中央打电话，说如果出了问题，他一个人负责。当时中央负责农业的领导也在压。但是“联产承包”得到了邓小平、陈云两位的支持，所以就顶住了。而“联产承包”，也就是大包干这种制度，用实践标准来检验是正确的，因为它发展了生产力。年广久搞傻子瓜子，他是个体经济的代表，当时社会上对此也有激烈的争论，很多人主张要“动”，要把它取消掉，邓小平不许，说这不能动，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结果实践中，效果很好，它发展了生产力，那它自然就有了生命力。
星期柒新闻周刊：思想解放都会遇到阻力。
胡福明：是的。总结下来，思想解放有这么几个步骤。首先，总是有少数人解放思想，敢闯、敢试、敢冒，敢于实践；然后就会引起激烈的争论，就会有一股强大的势力要扼杀它；接着，就是看实践，实践证明它很有效果，关键时候，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站出来为它讲话。深圳建特区也是这么个过程，它是思想解放的产物，建立后引发的争论也激烈得不得了，那时候已经不是姓社姓资那么简单了，而是上升到了爱国、卖国高度。关键时刻，邓小平到深圳视察，写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的题词。这样，深圳就站住了。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包括我们的乡镇企业。苏南乡镇企业崛起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脚，挖计划经济的墙脚，是祸水。实践证明，苏南农村富起来了，崛起了。于是邓小平在苏州有个讲话，对它进行了肯定。温州模式也是这样。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由一系列的解放思想，一系列的探索，一系列的总结积累所构成的。
星期柒新闻周刊：温家宝说，解放思想永无止境。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胡福明：实践永无止境，思想解放永无止境，解放思想不仅贯穿于中国发展的历史，而且也贯穿于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人类历史上每一项重要的科学发现，人类认识的每一次进步，都与解放思想密切相关。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都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文艺复兴也是思想解放的产物。
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需要解放思想
星期柒新闻周刊：30年的改革开放曾经经历过两次重要的思想解放，你的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催生了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第二次思想解放是邓小平南巡，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第三次，也被称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自去冬今春开始，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为什么大家会在这个时候产生这样的共识？
胡福明：这个问题非常好。现在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这就需要新的一轮思想解放。1978年，有2.5亿人没解决温饱，现在还剩1500万，30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均收入达到了2500美元左右，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最低线，已经开始跃出发展中国家的行列。综合国力空前提高，国际地位空前上升。（下转05版）
胡福明在2008
他很适应退下来的生活，从本质上说，他还是一介书生，他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受外界干扰，思考他所关注的问题，像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那样著书立说。可是时代不放过他。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也是真理标准讨论30年，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人物，今年，他注定要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
2001年2月，胡福明从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的位子上退了下来，成了一介布衣。省政协为他保留了一间办公室。按他的话说，这里是他的书房。每天早晨吃过饭后，他都会来到这里读书、读文件、写写东西。
书房是安静的所在，在这里，他仿佛回到离开了20多年前的南大校园，如果他自己能够选择，在南大教书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可是，30年前，他以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挑战了时代，时代很自然地也就选择了他，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党校校长、省社科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他被卷进了时代的洪流中。
他很适应退下来的生活，从本质上说，他还是一介书生，他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受外界干扰，思考他所关注的问题，像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那样著书立说。
可是时代不放过他。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也是真理标准讨论30年，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人物，今年，他注定要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
春节过后，已经有超过20家的海内外媒体对他进行了专访。就在快报记者采访他的前一天，他接待了广东电视台的记者，快报记者采访他的当天上午，中国老年报的记者采访了他。“文汇报马上就要来。”很显然，由于各路媒体络绎不绝地闯入，安静的书房已经成了一间电视演播室、一间会客室。之前，他还应邀去了广州、深圳、杭州、无锡、衢州，会见媒体、做讲座。按他的话说，“盛情难却啊”。
但他还是感到吃不消，毕竟是73岁的年纪了。
与快报记者对话时，像传说中的那样，他不停地抽烟。一根接着一根，他是一个不能停止思考的人，从他的满头白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又是一个激情难抑的人，讲话中途，因为激动，他会一下提高嗓门，一下甩出一连串充满力量的反问排比句。
“我跟你说啊，一个人一定要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的脑子，不要人云亦云。”这是他对记者提出的忠告，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30年前，他做到了。在那个改革开放还未确立、各种声音混杂难辨的特殊年代，他蹲在医院的走廊上，一边守护着生病的妻子，一边思考着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终于，他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0年后，面对快报记者，他本色依旧——“人民群众没有民主权利，是无法实现思想解放的。”他的话掷地有声。
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记者看到离房间不远的走廊尽头，生长着一株笔直向上、两米多高的仙人柱——无枝无叶，或者说亦枝亦叶，孤独中，像一把利剑垂直地刺向空中。
这多少有点像它的邻居，大声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绝不拐弯抹角。
（上接04版）
星期柒新闻周刊：国内呢？
胡福明：国内国有企业垄断的现象很严重。为什么要搞垄断？一方面是，一些人生怕失去垄断地位以后，影响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是，一些人认为失去垄断地位以后，会影响到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性质。他们认为会，我认为不会。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共产党的影响力只会增加。可是有很大一股势力是这么认为的。前一个时期不是有人写文章，说中国的改革是西方自由主义性质的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现在姓社姓资的争论还是很激烈的啊。他们不承认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国内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贫富悬殊、地区发展不平衡、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这就在客观上产生了矛盾。问题很复杂，可以说矛盾迭现。还有就是腐败相当严重。
星期柒新闻周刊：腐败为什么会这么难以遏制？
胡福明：两个原因。客观上我们搞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制度不很健全，有很多漏洞；比如批租土地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与开发商分利，赚农民的钱，政府的某些官员更在里面弄权、弄钱。政府不是抽象的，衙门不是一个死的东西，衙门里面有活人。他代表着这个衙门，他也代表他个人。很多官员在这政府与开发商的博弈里面中饱私囊。你送我1000万，我让你一个亿的利。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各个领域里的政府采购，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还有一个很大问题是无法监督。我们的制度不健全，特别是民主制度不健全，一把手难以监督。有的县委书记就是一个人说了算。那个在国内炒得很厉害的某某县警察跑到北京拘记者的事情，那个县委书记猖狂得不得了，真是无法无天。他以为他是谁啊！
真理标准还有现实意义
星期柒新闻周刊：面对这么复杂的现实环境，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核心是什么？
胡福明：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的关键问题是破除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什么是本本主义，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为它辩护的那一套理论，那一套学说。那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这就是解放思想的对象，也是我们需要破除的对象。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对象，仍然属于教条主义，属于左的指导思想。新一轮解放思想，应当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服务。邓小平说过“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星期柒新闻周刊：既然还存在着“本本主义”，那实践标准还是有它的现实意义。
胡福明：是的，它在有的人眼里还远没成为常识。
星期柒新闻周刊：有什么对策呢？
胡福明：深化改革，既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
没有民主就没有思想解放
星期柒新闻周刊：年初你去广东考察，曾说解放思想首先需要民主。
胡福明：对。什么叫思想解放。破除落后的、过时的、错误的观念，提出新理念、新观点、新思想。如果你只是讲了一些老话、套话，不讲新话，那不叫解放思想。你讲新话，讲新观点、新思想，就要有言论自由，就要有表达权。知识分子、人民群众没有表达权行吗？言论自由是民主的最低要求，如果连言论自由都没有，怎么解放思想啊？！讲老话、空话、套话，那叫解放思想吗？邓小平讲得很清楚，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历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民主运动。五四运动是不是思想解放运动，是不是民主运动啊？真理标准讨论是不是思想解放运动，是不是民主运动啊？真理标准大讨论，全国广大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广大人民群众都来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来批评两个凡是，都来议论文化大革命对了还是错了，都来议论天安门事件该不该平反，邓小平该不该出来工作，刘少奇该不该平反，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否定，这是不是讨论国家大事啊？这是不是共论国是啊？那这是不是民主啊？这是历史上空前的人民民主大发扬，党内民主大发扬。建国以来没有过，建国以前也没有这种规模的民主运动。正因为有了这场民主运动，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有了拨乱反正，才有了改革开放的30年。思想解放和民主是不可分的。思想解放是内容，民主是权利。人民群众没有民主权利，是无法实现思想解放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思想解放。而民主是人民群众讲自己要讲的话，讲自己的心里话、讲真话，按一个口径讲话，那不叫民主。民主不是奉命讲话，如果是奉命按一个调子讲话，念报纸、念文件、喊口号，叫民主吗？
星期柒新闻周刊：互联网已经越来越成为民意的一个表达渠道，你对互联网怎么看？
胡福明：互联网是一种新的民主形式。我要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互联网这种民主形式还要发展，最好的方法是参与和引导。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应该欢迎这种形式。
星期柒新闻周刊：年初，国内许多省份的领导干部主动要求舆论监督，被誉为“新政”，你对舆论监督怎么看？
胡福明：舆论监督是民主监督的一种形式，当然应该发扬，这是一件好事啊，非常值得欢迎。现在的问题是知情权还不够，所以舆论监督还很难。我强调要搞新闻立法。我当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曾经和一些代表一起联名提交议案要求新闻立法。用法来管理新闻不是更好嘛。依法治国嘛。新闻法一方面可以规范新闻单位的行为，也可以规范领导部门的行为。依法治国，这里的法当然也应该包括新闻法。
记者手记
Journalist Notes
直面当下
采访胡福明是春节前就定下来的。
他人在南京，约到他并不是难事。之所以拖到本周四才做，是一直想找到一个最佳的“题目”，也就是搞清楚把采访的重点落在哪里。
在目睹了十数个媒体的采访文本后，记者终于心里有了底：做当下。
记者用的是排除法，当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把30年前那篇著名文章的诞生始末作为采访主线之后，记者决定绕开已经成为过去的1978，直面正在进行中的2008。
放弃回顾，做新闻。
“你想要问的问题，统统端出来。”可能是胡福明已经对之前千篇一律的问答，感到了厌烦（即便是“想到了坐牢”这样精彩无比的句子，重复了十数遍后，想必也打了折扣），所以当他得知记者不谈往事，只谈当下的意图后，欣然应允。
“听说年初你去了一趟广东？”这是记者问的第一个问题。
“我去给他们加了一把火。”这是他的第一个回答。
让一个30年前催生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人，和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见面”、碰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历史与现实相遇总是会发生些什么的。况且这历史并不是尘封于遥远记忆中的一本书——30年前，它曾经是现实；30年后，它依然是现实的一部分。它依然在呼吸。它是活的。
虽然没有直接触碰1978，但是从他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词，都染上了岁月的痕迹。所谓历史感、纵深感，也在不经意间形成。
1978年，43岁；2008年，73岁。时间没有眷顾他，虽然30年前，他曾一马当先，真理在握，可是时间也没有损害他，他依然敢说敢言，义无反顾。
“没有民主就没有思想解放。”
他满头白发，却依然年轻。
快报记者 倪宁宁
■胡福明足迹
这个春天，他为思想解放而奔波
2月21日 在广州“青年论坛”发表题为《解放思想 青年先锋》的演讲。
4月11日 在杭州发表题为《真理标准讨论与改革开放》的演讲。
4月15日 在无锡接受《无锡日报》采访。
4月17日 在上海参加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年度论坛。
4月18日 在深圳发表题为《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演讲。
今年春节以后，陆续接受《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广东电视台、东方卫视、凤凰卫视、《羊城晚报》、《深圳日报》、《瞭望》周刊、《半月谈》、《扬子晚报》、《大众日报》、香港《大公报》等众多媒体的专访。
■延伸阅读
真理1978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天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这篇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是从根本上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这篇文章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谴责。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阻碍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
1977年2月，“两个凡是”一公开提出，就引起了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的忧虑。邓小平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在1977年4月10日给党中央的信中就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年7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再次重申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
1977年底，中央党校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明确规定研究党的历史要遵守两条原则，一条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至此，一场判断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标准问题的思想政治领域的大讨论已不可避免。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了此文，当天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予以转载。这篇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是从根本上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这篇文章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谴责，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这一讨论得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支持。
这场讨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的枷锁对全党的束缚，是五四运动以来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于正确地坚持毛泽东思想，对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推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和影响，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