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这位来自皖西的开国将军，是一位素以勇猛闻名全军的虎将。他智勇双全，胆识过人，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他的爱情也来如闪电，艳如彩虹，炫目而亮丽……

　　在情场与在战场一样勇猛

　　1941年，29岁的陶勇任新四军第一师三旅旅长兼苏中四分区司令员。这年初夏的一天傍晚，他开着一辆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摩托车，前往驻扎在骑岸镇的九团检查工作。不一会儿，他便来到九团团部门口。哨兵上前敬礼，并喊了声“首长”。陶勇一怔，怎么这个哨兵说话女声女气，抬头一看，帽檐下露出长发，还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还真是个女的！陶勇顿时火冒三丈：“九团的人都死哪儿去啦，派个女的来站岗！”他很清楚，九团周围很不太平，经常有日伪特务潜伏过来。

　　团长茅埕明白陶勇光火的原因，笑了笑说：“我不解释了，马上换岗。”

　　那个女兵就是朱岚。她走上前去，想和陶勇说上几句，但陶勇视而不见，一转身走进了团部。当时朱岚觉得，这个人年纪不大，架子倒是不小。

　　陶勇喜爱文艺，自己也爱拉爱唱。茅埕第二天晚上就请他观看九团官兵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第一个节目是舞蹈，几个年轻的女兵在笛子和二胡的伴奏下翩翩起舞。陶勇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那个领舞的漂亮女兵，见她额头上沁出了汗珠，便轻声喊过警卫员，将手中的折扇往他手中一塞，让他送给那个姑娘，然后问坐在身边的旅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她是谁？怎么这么面熟？”

　　韩念龙说，她叫朱岚，是他的小老乡。接着就讲了她家的一些基本情况。朱岚的父亲是上海崇明县有名的开明士绅，同韩念龙、茅埕领导的当地抗日游击队过往甚密。她的哥哥和弟弟都参加了游击队，弟弟还是游击队警卫连的副排长。后来她的父亲和弟弟被日军抓去，因不肯供出游击队的情况，被敌人杀害。朱岚是崇启海常备旅政治部文工团员。这次她是到九团来锻炼的。

　　说话的工夫，朱岚她们已经演完了节目，到后台去了。韩念龙觉得陶勇似乎有所“企图”：“走，我给你介绍介绍。”说完就站起来，带着陶勇往后台走去。“她是个师范毕业生，今年22岁，去年参加新四军后进步很快，现在已经入党了。不过她可是对你有意见啊！”

　　“老韩你骗人，她又不认识我，能对我有什么意见？”

　　“真是贵人多忘事，你昨天碰到的那个站岗的女兵，就是她嘛！人家争取上进，主动要求站岗，还没有站够一个钟头就被你给训回去了。她说你架子大，还瞧不起女同志，典型的大男子主义。”

　　在后台，陶勇见到正坐在那里擦汗的朱岚，急忙上前一把握住她的手，大大咧咧地自我介绍：“我叫陶勇，安徽霍丘人，从小给地主放牛，做过窑工，参加红军后，当过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爬过雪山，走过草地，打过不少仗，负过几次伤。我以前叫张道庸，现在这个名字可是陈毅军长给改的。我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脾气也不太好，还有点大男子主义……”

　　陶勇的突然来到，已经让朱岚手足无措，这一番话更说得她不好意思。她使劲抽出手来，嗫嚅道：“陶司令，我……我……”

　　“别老是司令司令的，没有大伙一起干，我就是个光杆司令，能顶个啥用……”说着，陶勇觉得自己像在作报告，又见韩念龙已离开，便急忙拐过弯来，“今天啊，我来这里可不是以司令的身份给你下命令，而是以同志的身份征求你的意见，问你同意不同意？”

　　“同意什么？”朱岚被弄糊涂了。

　　“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喜欢拐弯抹角，不爽气。这不很明白吗，就是我们俩的事呀！”

　　“我们俩？”朱岚更糊涂了。

　　直到这时，陶勇才觉出自己的唐突：“我忘了让韩主任先跟你打个招呼，就是说我们俩交个朋友……”朱岚低下头，咬着刚才擦汗的手绢，脸红得像杜鹃花一般。

　　接下来的两个月，陶勇穷追不舍，速战速决，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俘获了朱岚的芳心。1941年7月的一天，他俩举行了婚礼。

　　个性太强都想“改造”对方

　　陶勇和朱岚都很有个性，由于相识和恋爱时间不长，加上陶勇对朱岚要求很严，因此婚后一段时间两人摩擦不断。可也正是在这种摩擦中，两人逐渐加深了了解，加深了感情。

　　转眼到了1941年底，陶勇和朱岚同时接到了到华中党校第三期干训班学习的命令。能一同上党校学习培训，他们都很高兴，都想乘此机会提高自己，并好好“改造改造”对方。可几个月下来，谁也没能“改造”谁。

　　有一天，陶勇的一个老战友派通讯员送来一封信，让他去军部所在地见面叙谈。陶勇很高兴，很想去见一见老战友，但考虑到近期学校不放假，又不便请假外出，便找到朱岚，让她执笔回信谢绝。朱岚按他意思写了，最后一句是“不克前来，请谅！”陶勇看后，问朱岚：“不克是谁？怎么我不去他倒去了？”朱岚不由得笑出声来：“不克不是人，是不能的意思。”

　　陶勇出了洋相，本来就有点窝火，再被朱岚这么一笑，火气就直冲脑门，呵斥道：“他跟我一样是个工农干部，要写得通俗一些，不能前去就写不能前去，否则他看了肯定以为我去不了，派个叫不克的同志代表我去呢，那不是害他白等一场！今后别再文绉绉地掉书袋！”

　　朱岚一听也火了，一把将信抓过来撕成碎片：“有本事你自己写去，别来找我！”

　　戎马倥偬，转眼多年一晃而过。陶勇夫妇的感情日益加深，陶勇对朱岚更加体贴了。

　　朱岚以死抗争为陶勇申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在这场空前的劫难中，时任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的陶勇被无情地打倒在地。

　　1967年元旦刚过，时任海军司令员的李作鹏便下决心要“剃陶勇的头”，顿时，重重杀机扑面而来。1月21日清晨，草草吃完早饭，陶勇照例来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下午2点多钟，陶勇却被发现已惨死于东海舰队招待所的一口深不没顶的水井之中。陶勇死后不到4个小时，李作鹏就作出了“陶勇是叛徒，畏罪自杀”的结论，并指使一些人很快地把现场破坏了。

　　那天深夜，不知情的家人正在焦急地等待陶勇的归来。突然，客厅的门被撞开，一伙暴徒蜂拥而入，其中一人扯着嗓子说：“陶勇自绝于党和人民，今天下午已经自杀……”那几句话如同晴天霹雳，朱岚指着围攻她的人厉声痛斥：“陶勇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打了几十年的仗，他绝不会自杀！是你们害死了他，你们要把杀人的凶手交出来！”连续3天，整座小楼被反复查抄洗劫，连天花板都被撬开了。

　　事后据一名凶手交代：“1967年1月22日晚，对朱岚同志进行了第一次实质性的交锋，一线二线全体人员参加了审讯，对朱岚施行了体罚……竹板打断了几根。”

　　1月24日晚上，一辆卡车拉来了满满一车暴徒。他们气势汹汹地破门而入，把睡梦中的孩子们从床上拖起来。客厅里乱哄哄地挤满了人，正中放着一张茶几。几个彪形大汉把朱岚押进来，将她扭上茶几，喝令她跪下。朱岚已经整整3天粒米未进，加上极度悲伤和愤怒，身体十分虚弱，神志也有些恍惚。但她一听此言，勃然大怒：“我没有罪，为什么要跪！要跪的是你们，杀人的刽子手！”暴徒们恼羞成怒，扑上去对她一顿拳打脚踢。她立刻被打昏，从茶几上跌落在地。

　　朱岚被带走了。一次次刑讯逼供，朱岚坚贞不屈。她用顽强的斗争，为自己赢得了短暂的自由。被释放后，她四处奔走呼号，为陶勇申冤，但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于是，她把陶勇死亡的许多疑点写成厚厚的材料，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可那些寄出的材料也如石沉大海。

　　1967年8月，朱岚再次被造反派抓走。他们对朱岚日夜不停地轮番围斗，严刑拷打，逼迫她交代陶勇的所谓罪行，并承认自己是“日本特务”。她被打得遍体鳞伤，肋骨断了好几根。在忍无可忍之下，性格刚强的朱岚以死抗争，跳楼身亡。

　　她的衣袋里装着两封信：一封是给中央军委的申诉信；还有一封是留给子女的：“亲爱的孩子们，一定要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你们要相信妈妈绝不是反革命、特务，相信组织上一定会把问题搞清楚的。你们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共同前进……”

　　顾云祥/文 摘自《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