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2日，湖北十堰全城公交的司机们集体停运，十堰城区70万人口饱受出行难之苦。4月15日，十堰市公交集团公司再次停运。这已是十堰自2003年在全国率先“全城公交民营化”以来，第四次发生公交停运事件了。十堰公交公司董事长张朝荣将“民营公交”难以为继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油价暴涨，公交票价不能跟涨；二是五年前的改制“一改了之”，政府未能用财政补贴等形式履行自己公共事业管理的责任。

　　（4月16日《长江商报》）

　　我相信张朝荣提到的停运原因并非捏造，事实上，山西应县在“公交民营”后也出现过类似的停运事件，原因也大同小异。十堰连续不断的停运事件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公交民营”的种种“原罪”展示于世人面前。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是：市场化究竟适不适合公共交通这种特殊的服务？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搞清楚这么一个概念：公共交通究竟是一种市场化的服务还是保障性的公共服务？答案当然是后者。纵观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公交发展经验，公共交通从来不能也不应该当成一种市场化的服务，它的民生属性必然要求政府在提供公交服务时彻底体现其保障性，比如说低票价、比如说对特殊人群的免费服务,等等。

　　网上有很多意见认为，搞公交市场化本来没错，只是因为十堰市政府没能承担起应有的保障责任，没能给予“民营公交”足够的补贴，才导致了全国第一个“民营公交”难以为继。他们认为，只要能够分清政府和民营企业各自的责任，公交市场化相比于以前的政府垄断经营还是有优势的。这样的意见我无法认同，一个很简单的悖论是：公交民营化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通过市场化经营减少运营成本，如果市场化后政府仍然要给出足够的补贴，成本并未减少，那当初的民营又有什么意义？由政府直接经营岂不更省事？对于公共交通而言，其市场化应该体现在出租车等领域，而不是最低端最应该体现保障性的公交车。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并不必然意味着低效率和低质量，市场化的服务也并不一定就是高效率高质量的。对于公共交通而言，其保障民生的属性已经决定了其价格不能随市场起伏，也决定了这一服务不能交由逐利的市场主体去经营。现在有一个比较危险的倾向是，一些地方的政府假借市场化之名推卸自身应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在这样一种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浪潮”下，公交、供气、供水，都可以通过甩包袱的方式交予民营企业经营，其后果往往是政府省了力气，民生却大大受累。十堰公交的数度停运，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罢了。

　　真正的市场经济，对于政府来说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市场能够提供合格服务的，政府应该彻底放权，市场无法实现保障性的公共服务，政府就应该紧抓不放，不能以市场化的名义推卸自己的责任。

　　对于城市公交而言，公交车就是医疗市场的公立医院，就是住房市场的经适房，就是国民教育中的公立学校，所谓的市场化，只能是一场早晚要醒来的噩梦。

　　（宁远）

　　市场化不是万能灵药

　　■第二落点

　　政府回购公交公司，表面上看是因为公交公司经营亏损，停运事件不断，实则证明公交“民营化”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在计划经济年代，市场经济曾被我们视为洪水猛兽；在计划向市场转型年代，“市场化”又被我们视作万能灵药，似乎任何难题，只要一“市场化”便能迎刃而解，我们甚至没来得及领悟市场经济的真谛，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以及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水、电、煤、气等，都昂首阔步迈上了市场化之路，随之而来的则是公共服务的价格飙升，民生负担突然加重。

　　在一些地方政府看来，市场化改革确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市场化”相当于“甩包袱”，给政府“减负”，把原本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转嫁给了企业，转移给了市场。城市公交无疑就是政府的一个大“包袱”，因为公交的运营成本不低，票价却不能太高，维持公交运转必须依赖政府补贴。而市场化、私营化，政府不仅通过出售公交企业赚得一大笔钱，更重要的是政府从此不必拿钱填这个无底洞了，从容地当起了甩手掌柜。但各个城市民营公交无一例外地陷入困境，以铁的事实证明，公交私营化犯了方向性错误，并以事实宣布了公交市场化改革的失败。

　　市场化不是万能灵药，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互不混淆，这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任为民）

　　市场化成了

　　保障不力的垃圾桶

　　■第三只眼

　　的确，对于公交的民营化或者说市场化改革，是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刻——这种反思不仅对于十堰市，甚至也不仅仅局限于公交系统。反思的指向和实质，显然应是整个公用事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即便民营并且垄断，即便张朝荣就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来，如果有健全并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劳资矛盾并不必然以全城公交瘫痪的社会动荡为代价。即便是以赚钱为最高目的的张朝荣，对政府也是啧有怨言，“一改了之，一直没有配套政策的支持”。虽然他的怨言在于政府没有给予其财政补贴，可从公用事业的角度，其抱怨是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形成竞争态势的公交民营化，垄断决定了经营无论怎样特许，价格必定是政府管制的。仅此一点就注定，不管政府如何“大胆退出国有资本”，却绝无理由从社会管理中抽身而退。具体到张朝荣的怨言，正常的经营亏损可以不管，政策性的损失却不能不理——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马儿急了，当然有理由撂挑子不干活，正如同司机月入11.8元必然导致停运。

　　本质而言，我们无法过多指责张朝荣用工残酷，资本的本性或许本就如此，关键看城市管理者如何管理。就十堰改制5年4次停运的现实来看，危机的种子，恐怕就在于甩包袱式的“一改了之”，市场化和民营化，再次充当了监管、保障不力的垃圾桶。

　　（徐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