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向来不会缺少自我扩权的冲动，问题不在于我们对权力的约束过多，而在于有效的权力制衡太少。官员之所以在很多时候表现为“准我干我才干”、“唯上”、“唯书”，那不是权力制衡的结果，而恰恰是权力制衡失效的表现。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表现出“准我干我才干”、“唯上”、“唯书”的僵化思想，往往不是为了更好实现民众利益，而是为了更好保住或增加自身私利；相反，民众要求革新的声音始终强大，他们不喜欢为了自身官帽而思想僵化的官员，只无奈于不能用选票顺畅地表达好恶罢了。

　　“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所传递给官员的那种“行事可以无所顾忌”的思想信号，假使用到民众愿意看见的好的地方，效果固然很好，但一旦用到民众不愿看见的坏的地方，坏处恐会被放大到无以复加。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历史一再证明，官员的个人道德是靠不住的，正如杰斐逊所言：“法治社会的预设就是对掌权者的不信任。”

　　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完善的制度设计来制衡权力。而且，对权力的制约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越多越好。因此，对于官员而言，一个必要的行政理念应该是“法无授权不可行”，而不能是“凡未禁止即可干”。至于官员“不愿干、不想干”的真问题，恐怕绝不是靠对官员高度放权所能解决的。（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