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给予城市贫民福利。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在关外开辟一块土地专用。”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演讲时给出建议。

　　（4月14日《南方都市报》）

　　对秦教授的建议，网民们比较一致的反对意见是：贫民区有着容易滋生犯罪等种种弊端。如果真的开建贫民区，将会把城市贫民的权利贫困制度化，让他们陷入“贫困世袭”的境地。这些说法和担忧不无道理，但如果静下心来仔细体会秦教授的建议，你会发现，兴建贫民区的最大意义，应该是还原一直以来被遮蔽的贫民权利。这一点，和提高贫困线标准以还原贫困者在教育、医疗等方面被忽视的权利，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还原权利是尊重权利的开始，为了每一个贫困者的权利被还原、被尊重，我想，兴建贫民区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是可以也是应该忍受的。

　　对于城市来说，那些包括外来工在内的贫民，他们的生存乃至发展的权利，长期以来是被破碎的权利保障所割裂的。拿那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为例，他们在城市最普遍的生活状态是：住在拥挤不堪的工棚里，食用着劣质的饭菜，忍受着与家人分离的痛苦。他们基本的居住权、与家人团聚的权利，长期以来是被城市管理者所忽视的。忽视的根源，很大程度在于这些外来工在城市里只是一种“碎片化生存”，他们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像浮萍一样无所凭依。“碎片化生存”的后果是，他们的权利诉求无法得到整体地表达，他们的权利空白，当然也不会得到系统地还原。

　　但当这些城市贫民聚居在一起后，他们就会在相对稳定的生活中被还原成一个有着丰富权利诉求的“人”。你可以看到，他们也希望有稳定的住房来实现一家团聚，他们的子女也希望有在城市求学的权利，甚至，他们也有着在这个城市中扎根发展的强烈愿望。这样的权利诉求当然并非有了贫民区才冒出来，只是在以前，外来工们的这种诉求无法通过一种集体生活状态得到集中表达，“碎片化生存”必然带来权利表达的碎片化，而碎片化的权利表达，恰恰是最容易被管理者和决策者忽视的。

　　贫民区的存在，并不必然带来贫困的世袭，它的意义在于，给了包括外来工在内的城市贫民一个集体表达权利诉求的机会，给了管理者一个集中观察城市贫民权利诉求的契机。而有了这样一个权利还原的通道，通过制度化努力改善城市贫民的生活状态，才能成为一种现实的期待。（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