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供本刊独家时评

　　在中国现存的七大古都中，南京不能与北京、西安相比，也不如杭州富有特色。其根本原因，在于历史遗存一次次被破坏，历史文化一次次流失。

　　南京是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也是五代时南唐、明初、太平天国与国民党政府建都之地，这些历史使南京成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奠定了南京在中国史和文化史中的地位。但就今天的南京而言，真正能代表六朝遗风的文化遗址遗迹并不多，六朝以来的文化现象已难见踪影，就是近代以来也物是人非。在中国现存的七大古都中，南京不能与北京、西安相比，也不如杭州富有特色。其根本原因，在于历史遗存一次次被破坏，历史文化一次次流失。

　　人口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文化可以随着人口的迁入而移植并发展，也必定随着人口的迁出而流失。一般来说，杰出的、高素质的人口所携带的文化成分，无论是其含量还是层次，都高于普通移民。因此，大量高素质移民的迁入和定居，一般都能导致一种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同样，大批高素质移民的外迁，必定削弱以至灭绝一种本土文化。

　　东汉末年，孙吴割据江东，江淮之间与北方人口大量迁入建业(今南京)，三国时的孙吴政权就是以北方移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江东和南方的优秀人才也汇聚到建业。但是，到公元265年西晋灭吴，吴国的宗室和大臣都被迁往北方洛阳等地和淮河流域，连江南的名士都被吸引至洛阳。建业不仅丧失了南方文化中心的地位，区域性的优势也几乎不复存在。

　　东晋至南朝期间，建康(即建业，因避晋愍帝讳改名)第二次成为南方的政治中心，其影响范围一度扩大至四川盆地和黄河以南。特别是黄河流域汉族的上中层人士大多数南迁，并且主要集中在建康，使建康的文化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尽管在此期间建康经历过多次战乱，特别是萧梁后期的侯景之乱造成巨大破坏，但直到公元589年隋灭陈时，建康依然是南方的文化中心，发达程度远高于南方其他城市。隋灭陈后，陈氏宗室全部被北迁，文武大臣和著名士人也都在迁移之列。建康的宫室被彻底平毁，设在建康的扬州治所迁往广陵(今江苏扬州)，建康的人口大多外迁，连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也丧失。

　　在唐朝的大多数年代，江宁(先后改名金陵、白下、上元)只是一个普通县城，属于润州(治丹徒，今镇江)。因此，到唐朝时，六朝文化在建康故地已不复存在，就连六朝的遗迹遗址也破坏殆尽，只留下了诗人的怀旧诗篇供后人传诵。“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不仅王谢堂已不复存在，整个城市无不成了寻常百姓家。

　　这样的历史以后一次次重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公元975年北宋灭南唐，后主李煜及其家属、南唐大臣悉数北迁。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即位，建立明朝，至1382年平定云南，统一全国，今南京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全国首都。但到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迁都北京后，南京虽还享受首都的同等地位，实际则成了失势官员投闲置散、养老赋闲的场所。在此过程中，数十万文武官员、军士、工匠、乐工等由南京迁往北京。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南京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坏。太平天国攻陷南京后，大批南京居民逃离。天京(太平天国改名)城破后，清军的杀掠破坏留下了一座空城。此后，外迁难民大多没有返回原地。战后大批外来移民迁入南京，主要来自河南、湖北、淮北、苏北，大多是底层贫民和贫苦农民，南京郊区更是以河南移民为最多。南京城内外的文化，包括风俗、方言、民间信仰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历史的传统在其中已微乎其微。

　　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太短，没有来得及对当地文化产生多少影响。1927年北伐军进入南京，随后国民政府定都于南京，直到1949年春由解放军占领。但这22年的首都地位受到多种不利因素的削弱，如国家实际并不统一，国民政府的西迁，日军攻占南京后的大屠杀，抗战期间的破坏。上海在政治、金融、经济、文化方面的特殊地位，更使南京相形见绌，使其地位远未达到历史的巅峰。解放后，南京降为省会城市，与民国历史有关的人物或迁往北京、上海，或已随国民党迁至台湾，或远避海外，留在本地的反而相当有限。

　　这并不是说南京不存在传承文化或进行文化建设的基础，而是说明，南京不能简单地依靠历史遗存，更不能自我陶醉于已不复存在的“六朝遗风”“南都繁华”。即使像民国期间的遗址或遗迹保存得相当完好，离开了承载文化的人，单纯的物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一方面，南京要加倍珍惜残存的文化遗址遗迹，保护好本来就已不多的本地文物。另一方面，要特别注意保护并扩大传承本土历史文化的人，包括引进符合文化导向的高素质人才，吸引他们定居。更重要的是，南京必须确定在文化上的发展方向，使南京的地理优势和历史文化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葛剑雄 1945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全国政协常委，著名学者，现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等职。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