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地竞相举行公祭大典。河南鹿邑和甘肃临洮争夺“老子”，河南周口与甘肃天水“血拼”伏羲，湖北竹山、河北邯郸、甘肃天水和山西万荣等地“共享”了女娲；陕西黄陵和河南新郑“分食”黄帝；河南焦作、湖南炎陵和山西高平“肢解”炎帝；湖南宁远跟山西运城一起“争夺”舜帝；同一个诸葛亮，山东临沂祭，湖北襄樊祭，陕西汉中祭……《人民日报》报道说，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以来，已经有数十个地方政府直接介入了类似的“公祭”活动，而且公祭的排场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高，一些祭祀活动纷纷向“国字号”进军。

　　在“热闹”的公祭大潮中，我似乎听到了无数革命先烈隐隐的叹息声。

　　是的，在这么高级别的“公祭”大典中，唯独很少听到公祭革命先烈的，这是一个让人无法不为之扼腕的场景。放眼望去，在纷纷扬扬的公祭大潮中，弥漫的，无不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硝烟。在所谓的公祭过后洒落的一地鸡毛中，我们很难闻到哪怕一丁点的文化味儿。

　　为什么地方政府热衷于大规模地公祭“老子”们，而不是大规模地公祭烈士，只要分析一下其用意即可。大造公祭的声势，是一种“营销”手段，扩大当地的“文化”影响，似可收获期货式的收益。更主要的是，“老子”们对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侨来讲有着一种文化引力，他们跪拜先祖，寻根索源、谒祖归宗，“顺带”为祖国发展做些贡献——这是招商引资的一种文化纽带。如果公祭革命烈士，恐怕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了。更因如此，“公祭”的真实用意便昭然若揭了。但仅仅因为后者不能带来经济效益，我们就应该将他们“冷落”吗？如此势利，我们怎么对得起烈士们的英灵？如此势利，我们的革命传统教育，又将如何生根、开花、结果呢？

　　清明节三天假期，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免费对外开放，引来了数十万“游客”，这当中，当然有不少凭吊者，更多的，却是踏青、游玩者。里面少了肃穆，多了嘻闹。在许多烈士陵园都被商业化污染的今天，这种现象并不奇怪。

　　1919年，爱因斯坦在与儿子埃德瓦的谈话中说：当一只甲虫在一根弯曲的树枝上爬行的时候，它并没有觉察到这根树枝是弯曲的。爱国斯坦在这里想表达的只是相对论的理论，但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都是历史这根树枝上的甲虫，如果没有一个机制来规制我们，我们将走到什么方向，那只有天知道了！

　　有政协委员呼吁，要求国家领导出席公祭“老子”的盛典，但我要呼吁，在清明节这天，我们应该举行一个盛大的公祭革命烈士的盛典，并让这个盛典成为一种神圣而高尚的国家礼仪。这样的国家礼仪，会以宏大的场面、严肃的态度、神圣的情感来感染、熏陶国人，并借此凝聚民心，升华国家认同感，锻造民族情结。尤其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国家礼仪，来表达我们对烈士的敬仰和追思，强化“捐躯为国”的神圣。而这种礼仪本身，也会丰富和深化我们一直强调的“清明文化”。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

　　【学者视线之肖余恨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