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广交会组委会突然以保证大会安全为由，要求凡进入馆内的人必须出示公安机关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国外采购商除外），否则不给办证。

　　（4月5日《南方都市报》）

　　举办任何展会，安全问题无疑要放到首位。但从法律上讲，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条件下，公民没有任何义务自证清白。稍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广交会组委会的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一种“有罪推定”。这个推定还表现出一种“内外有别”的作风，即国外采购商不在开证明之列，这对中国参展商而言不啻为一种侮辱。

　　从逻辑上讲，一纸“无犯罪记录证明”能否保障广交会安全？一个有过犯罪经历的人，未必有犯罪记录；有犯罪记录的人，未必会在广交会上作案。站在权利的维度，一个人即使犯过罪，广交会组委会也没有权力剥夺他参与展会的经济权利。

　　此外，从实际效果说，靠“无犯罪记录证明”并不能真正起到为广交会保驾护航的作用。一方面，没有犯罪记录者，未必不会由于某种原因成为犯罪团伙操纵的工具；另一方面，广交会的安全是具体的安全，这种“证明监管”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形式主义，是表明广交会重视公共安全的“宣示”，而非具体的安全措施。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文牍主义的安全，而非会场里具体的安全。

　　这种“证明监管”暗含着某种惰政思维。要求进馆人员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与其说是严格的安全管理，不如说是在管理上偷工减料。其害处更在于，不顾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不计成本地增加社会成本。隐藏在表面作为背后的恰恰是某种不作为。

　　（原载4月6日《新京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