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景，二十多年前也遇过。一九八七年十月股灾，恒生指数一天掉了四百点。我晚上到当年最热闹的尖沙咀东部，马路上静得可以随便行走。平时人声鼎沸的酒吧、Disco，如今家家门可罗雀，好像一日之间经济大萧条。

　　恒生指数往下掉了两千多点那一天，香港天气挺好，风和日丽，蓝天白云。

　　在这之前，天气阴沉了好长一段日子。按理说天好了，人的心情也舒畅了。但偏偏碰到这么一档子事儿，股票行里买股票的男女，如丧考妣，心底里的寒气直透上脸，脸上都结霜了。

　　晚上开车出去，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硬是觉得平时灯火通明人潮汹涌的铜锣湾，行人起码少了一大半。

　　这样的情景，二十多年前也遇过。一九八七年十月股灾，恒生指数一天掉了四百点。我晚上到当年最热闹的尖沙咀东部，马路上静得可以随便行走，平时人声鼎沸的酒吧、Disco，如今家家门可罗雀，好像一日之间经济大萧条。第二天，我随一个媒体代表团去美国，同行的多为中国香港各大媒体机构老总，个个心神不定，因为人人都买股票，许多平时神威神武的，那次却全程无精打采，如行尸走肉。

　　今天，香港股民算是经过大风大浪了，平日恒生指数上下一千点眉头都不皱一下，但这一天，两千一百多点，实在超出了承受能力，这才让我们在他们脸上看到了一股寒气。

　　有道是“相由心生”，心寒了，人也会显出“寒相”。

　　2003年2月，“非典”肆虐，香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互不见面。有点情谊的，都靠电话联络，朋友少的人，加倍寂寞。偌大一个城市，显得空空荡荡。人们每天逃避瘟神似的，戴着口罩出门，戴着口罩回家。回家就坐在电视机前，看疫情通报。今天感染数字下降了，一口气从心里吁出来；明天感染人数又增加了，心又随着数字的上升而吊起。

　　一天下午，我开车在山道上转。山道上阳光遍洒，草木葱郁，三角梅红艳如流火，从路边烧上山坡。天色湛蓝，白云拉丝，织成鱼鳞状平平铺在天际，清风从车窗外阵阵拂来。这哪像是一个遭罪的城市。

　　早春二月，明媚怡人，但我却因此觉得心里特别空。

　　空，倒不是因为里面没有东西，恰恰相反的是，心里装了太多的东西：“非典”的病菌，感染的人数，百业颓废，朋友失业，性命脆弱，一座这么活力这么美丽的大都市，竟然变成了举世哗然的“疫埠”，人家不敢进来，你也不敢出去。人世间的情分，都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细菌隔绝了。

　　这一切，漏水似的在心里东渗一点西渗一点，眼前却是花红柳绿大好风光，两相比照，悲从中来，心就突然被掏空了。我想，那时候若被人见了，大概也可以在我脸上看出一副“寒相”。

　　人到了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大概都会虚出这一副寒相来。无论是生活上，感情上，还是事业上。心虚则寒，心寒则茫然，茫然便更加不知何去何从。

　　这是在人春风得意的时候感受不到的一种感觉，但也不是坏事。人有过如此经历之后，对许多以往疏忽的事情，会珍惜起来，奢求——起码在短期内会少一些，心也就没那么容易空了。

　　今年春节之前，内地遭遇五十年来最大雪灾，广州火车站外困住了几十万准备回家过年的民工。他们成了每天香港新闻中的主角，那些让人辛酸的场面，令许多香港同胞看得瞠目结舌，震撼不已。

　　这天我去理发，发型师一边剪头发一边慨叹，说为什么民工这么惨，每年回家都要如此遭罪，辛苦成这样，不知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说，他们的心，比你我都踏实。别看这么争先恐后这么饥寒交迫，睡没个睡处坐没个坐处，无论吃多大苦受多大罪，只要让他们一踏进火车车厢，火车一离开月台，他们心里立马就踏实得毫无怨气，甚至觉得幸福了。

　　我跟发型师说，别看你我平时心里装着很多东西，要顾生意好不好，买了股票涨不涨，美国经济会不会衰退，孩子应该送到什么国家读书，开了三年的车要不要换一辆，诸如此类，那心里，又几时是踏踏实实觉着“满”的？我相信我们心里的东西一定装得比那些民工多，但感觉空荡荡的时候却也比他们多。那么多东西，都不知填到哪里去了。

　　发型师听了这番话，简直觉得是在给一个哲人理发了，连连点头，还叹气，表示感慨，感慨了半天，末了问：“我把手上的中移动都放掉了，过年去哪里旅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