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投资达300亿，属于典型“建构理性”产物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葛剑雄教授在价值层面也并不太认同，但在技术层面，却又欣然接受了复旦校方的要求，担任了相关项目组的“首席专家”，并提出了“文化副都”的概念来为之包装——葛教授这种矛盾的态度为他招来了一场“鸣鼓而攻”。指其为“犬儒”者有之，为“炮灰”者有之，为“魔鬼化妆师”者亦有之。

　　对葛教授此举，我本来也是相当不以为然的，但这种类似“群殴”的局面，却不禁让我想起了一则《圣经》故事：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捉住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说要依律用石头将她砸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砸她。结果“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

　　我想向那些高调抨击葛剑雄教授的朋友们问一句：“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当老板或者单位领导交待给自己一项自己也并不完全认同的任务时，你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断然拒绝？我相信，如果要凭着良心来回答的话，结局也一定是大家“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敢于弯腰捡石头的人，恐怕是凤毛麟角吧？

　　所以在我看来，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追逼葛教授是没有意义的，无非是把一个无拳无勇的学者，拿来充当了一桩荒谬的政绩工程的替罪羊罢了。即便证实了他是“犬儒”、“炮灰”、“自我矮化”又能如何呢？难道就能以此来反证中国知识精英的纯洁与高尚吗？

　　真正需要思考的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在遭遇类似葛剑雄教授这样的困境时，为什么总会表现出动摇和软弱？为什么通常会放弃对价值的坚守，而顺从权力所给出的方向？造成这一现象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制度症结又在何处？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这场争论才是有意义的，不回答这些问题，这就是一场“群殴”，而且仅仅是一场“群殴”而已。

　　从中西方知识分子产生的路径来看，在古希腊时代，知识分子就以对纯知识兴趣，保持了对政治的独立性，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又被吸入宗教团体中，可以依托神权与王权分庭抗礼，而近代后工商业的发展，更支持了知识分子言说的独立性。所以从总体上说，西方知识分子在文化基因中就有同权力抗衡的自觉，他们的立足点不在政治而在社会。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是以“治国平天下”为理想的，最高境界是“为王者师”。我们看到孔子带着自己的社会理想去周游列国，而差不多同时代的柏拉图却宣称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当国王。

　　很有可能，当一份由“几十位两院院士和民主党派领导的倡议，有高层领导人肯定性的批示”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方案摆在葛剑雄教授面前时，积淀在葛教授灵魂深处，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为王者师”、“士为知己者死”的热情被激发出来了，正是这种热情，使他转而不看方案本身的荒谬性，而只去专注设计细节了。

　　从制度层面上来看，中国的大学仍然是以行政权力为本位的，行政官员仍然是掌控着一切资源的。一位教授，能够坚持自己不为校方所喜欢的立场，但饭碗又不会受任何影响，这点仍然是没有制度方面保证的。我不是说复旦校方对葛教授有过任何强制，但目前的大学制度，也必然会成为葛教授在权衡时的一个基本背景，这一点也毋庸讳言。

　　放过了对文化和制度的反思，而只将抨击的矛头指向具体的个人，是很容易也很痛快的，但却无助于防止更多的知识分子沦为“犬儒”、“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