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群幸运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接受最先进思想的熏陶，他们的命运，常常让新中国的领导人牵肠挂肚；这是一群不幸的孩子，他们长时间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尚未长大成人就背井离乡。这群二战时期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抚养的孩子，是中国共产党先烈及高级干部的子女。

　　圆了当兵梦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激战正酣之际，伊瓦诺沃国际儿童院里又陆续有一些工作人员上前线了，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影响到了日常的工作。马卡洛夫院长和伊瓦诺沃军事委员会商量后，后者同意儿童院去军用机场征用俘虏来干活。

　　“派谁去呢？”马卡洛夫掰着指头在儿童院的孩子中挑来挑去，想到了黄健。黄健一听自己能有机会实现梦想当上军人，立刻爽快地答应了。

　　马卡洛夫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件演戏用的骑兵军大衣和一顶尖尖的布琼尼军帽。军大衣过于肥大，一直拖到了地面上；袖子也太长，只好卷起来。马卡洛夫还特意给黄健配了一把没有子弹的报废猎枪，用来摆摆样子。

　　黄健穿戴上衣帽，扛起猎枪，虽然看上去有些滑稽，但他心里却由衷地感到骄傲，好像自己立刻就长高两头，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了。

　　第二天，黄健5点钟就早早起床，一人赶往3公里外的空军基地。黄健推门进屋后，“啪”的一个立正：“指挥员同志，伊瓦诺沃国际儿童院学员尤拉前来报到。”看着黄健的这身行头，指挥官想笑但还是忍住了：“好。尤拉，一会儿你押送的俘虏有德国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这些人还算老实。记得下午四点钟左右再把他们带回机场来。”

　　黄健走出屋门，十几个身穿纳粹服装的俘虏在门外站成一排。黄健板着脸冲俘虏们挥了挥手，示意出发。

　　俘虏们一看，押送自己的竟然是个半大小子，而且穿得又那么滑稽，感到非常不可思议。神经紧绷的黄健两眼始终盯着这些俘虏，一觉得有不对劲的地方就立刻端起枪。

　　3公里的路程在担惊害怕中走完了，战俘们被顺利押送到儿童院，黄健长舒了一口气。黄健还渐渐发现，这些俘虏倒是很喜欢到儿童院干活。在儿童院，他们只是干些修理家具、挖土的活，比起在军用机场的重体力活要轻松得多。

　　这些俘虏在和黄健接触时间长了后，对于这位小看守的指令也乐意服从。他们在路上走得很整齐，还故意用脚下的皮靴把地面踏得砰砰响，那样子不像被押解，反倒像接受检阅。几个俘虏在黄健面前还装出一副害怕的表情，做出举手投降的姿势。

　　就这样，一整个冬天黄健每天都按时押送俘虏往返儿童院和空军基地之间，顺利地完成了“当兵”后得到的第一个任务。

　　1943年4月底，在舒亚结束了军事学校速成班学业的毛岸英被召回莫斯科。在季米特洛夫安排下，毛岸英进入了列宁军事政治学院继续深造，因而他再次离开了莫斯科。在舒亚的军校速成班期间，毛岸英第一次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和其他学员一起接受培训，课程内容包括军事概论、连队管理、武器装备、枪械知识，等等。此外，他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行军拉练。

　　在军校期间，毛岸英非常希望把自己的情况告诉远在延安的父亲毛泽东，但因为国际邮路中断，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不过，他与伊瓦诺沃国际儿童院的院长马卡洛夫、中文老师韩铁生、弟弟毛岸青，以及学员郭志成、美国人蒂姆等还保持着通信。

　　在毛岸英被召回莫斯科后，他收到了马卡洛夫托人给他捎去的面包、糖、黄油、炸肉和200卢布。在给马卡洛夫回信中，毛岸英除了表达感激之情外，还特别提到了令自己放心不下的弟弟：

　　“请您多多关照我的弟弟科利亚……您如果能把他培养成材，那将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他是个老实人，只不过听觉和神经方面有毛病，但他应该是完全可以康复的。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您可以找马努伊尔斯基同志帮忙，他是永远不会拒绝的……”

　　红色后代的

　　苏联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