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纪鹏日前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4000点仍是中国股市的“基本点”，跌破4000点，对国民经济、国资改革、银行改革、股改、资本市场创新和发展均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救市”绝非仅仅出于股市自身的需要。

　　记者：您在美国游历访问的两个月，正值其次贷危机影响显著暴露之时。站在中国的角度，应该如何理解这次危机？

　　刘纪鹏：多年来，美国金融在次贷、按揭以及信用卡等一系列衍生品上严重透支，使其陷入了由金融结构矛盾引发的系统性危机。次贷危机在世界范围的损失可能达七八千亿美元之巨。

　　我认为，美国如今面临的困境对中国而言可视为机遇，特别是考虑到世界经济发展需要寻找新的引擎这个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崛起不仅是自身的需要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美国经济面临衰退之际，世界各金融大国的热钱正汹涌澎湃地向中国涌来。如果错失机遇，那么中国仍然要扮演给强国打工的角色。

　　记者：在您看来，资本市场在抓住上述机遇的过程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刘纪鹏：资本市场是抓住这个机遇的主要战场，所以市场必须保持活力，而活力的标志就是4000点以上的大盘和平均25倍以上的市盈率。依据是：中国的GDP增长率是美国的5倍，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排头兵，中国上市公司的总体成长性显然要高于美国公司，所以，美国股票的平均市盈率在10—15倍，中国股票的市盈率在20—25倍，是符合资本市场基本规律的。

　　我们没有必要拿一个处于更年期的成年人特点去套在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身上。

　　记者：您在美国的这段时间，是否注意到A股市场近来发生的一些热点问题？

　　刘纪鹏：几乎每天都在观察，特别是对中国平安的再融资事项以及由此对股市造成的影响，我感触比较多。比照相关规定，平安在募集资金投向方面的披露显然很不符合要求,特殊的披露办法没有出台之前，我认为，平安的再融资方案必须符合一般要求。

　　由这个问题引申开来，直接融资比重越高，资本市场地位就越高，发挥功能的余地就越大，我也相信未来某一天，中国资本市场会像美国一样由再融资唱主角。但是，较高规模的融资必须与上市公司业绩较快提高相适应，也必须和与之相应的一定点位相适应——如果我们去年没有4000点，就没有4000多亿的融资，这是一定的。

　　记者：《国资法》已经一审，这个领域您长期关注，特别是站在资本市场为国资改革和管理提供服务的角度，想必您一定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刘纪鹏：股份制改革推进上连国有企业产权，涉及政府所有、出资和运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变革，下连金融体制深化，改变投融资模式、转变政府旧体制批项目、批贷款的审批体制变革。

　　股改以来，上述两项变革随着股市的大发展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国企改革成果的巩固，新国资体制的变革和进一步的完善都仰仗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同时，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倡增加人们财产性收入，这实际是倡导全民资本社会，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的来临，而这也离不开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

　　同样强大的资本市场也一直支持着国有商业银行改革，2005年中国股市重新焕发了活力，才使得商业银行改革初战告捷。

　　记者：您谈了很多一个4000点以上的资本市场对其他领域改革、发展工作的影响，那么一个4000点以上的市场对自身的发展和改革将有哪些意义？

　　刘纪鹏：首先，从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一个4000点以上的市场，需要一个牛市，这符合“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原则。眼前可以看到，股改限售股解禁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今年将有1200亿大小非可流通，2009年是6600亿，2010年也有1200亿，以目前股价平均15元测算，其理论上对应的资金将达10万亿之巨——当然，他们不可能全流通出来。我要说的是，牛市可以化解矛盾，资金的供给强，股票和资金就能平衡；熊市却会集聚矛盾，可能产生强大的抛压，对未来2~3年股市的影响不可小觑。

　　其次，从展望未来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同样需要一个4000点以上的市场，否则不利于资本市场金融制度创新。未来我们要推出以创业板并逐步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我们要迎接红筹股发行A股，乃至迎接跨国公司发行A股；我们还要迅速金融期货等多品种的创新。上述这些创新均有赖于中国股市维持在强大的竞争力的起点上，这样一个起点的标志就是大盘必须守住4000点，中国上市公司最佳市盈率不低于25倍。

　　记者：所以，您认为4000点是需要坚守的点位，因为这样的点位背后，是资本市场自身和其他相关领域改革发展的迫切需求。

　　刘纪鹏：是这样。大盘失守4000点的风险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中国股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点位高低的争论，而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将产生重大的系统性影响。我们需要当机立断，不仅仅为资本市场本身，更为其他相关领域和整个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快报记者 周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