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1842年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起点，同时又是近代屈辱历史的先声。鸦片战争中落后的清王朝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其失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然而，在情报战场上英国的四处出击和清政府的浑浑噩噩，也是导致清军迅速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出使和传教的名义打探情况

　　英国对中国早有窥伺之心，情报活动也由来已久。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虽然在具体的扩张侵略权益上没有得到什么，但他却敏锐地觉察到，中国“这个东方的老大帝国实不值新兴的大英帝国的一击。”因此，可以说发现中国的衰败之兆是他此行的最大收获。另外，他从北京回国的途中，沿途又绘制了不少图册。随后不久的阿美士德使团来华，随员在回国时将沿途山川形势一一绘成图册。两者的情报，尤其是前者的情报，不仅增强了英国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同时也为后来英国的武力侵华奠定了地理情报基础和提供了侵略张本。

　　1831年，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受命以宗教为护符，在中国沿海进行海道测量，地形勘查，绘制航海地图，调查各地物产及商业贸易情况，并搜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而后提供给英国政府。1832年，他又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前“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察活动。通过航行中的系统观察，他们不但完成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水道的探测工作，而且搜集了上述各地大量的军事经济情报，进而使英国对于清朝政治腐败、军备废驰等也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正是在此调查研究基础上，他们得出了“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战舰”的结论。

　　此后，郭士立又进行了第三次中国沿海航行。通过对沿海的观察，更加深了他对中国防务空虚，军备废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他一再向英国侵略者献策，只有采取“强硬”政策，才能制服清政府。后来英国从发动战争，直至谈判签约的全过程，都是按照郭士立这个计策行事的。

　　除了像郭士立这样的传教士外，鸦片贩子搜集情报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他们借“经商”的便利条件，对中国的风土人情、山川险要、国力、军情等作了充分的调查分析，为英国侵华提供情报，出谋划策。如大鸦片贩子“铁头老鼠”查顿，曾向巴麦尊提供了有关中国的情报及作战方案，并详细汇报了有关问题。诸如中国产茶地区及运到广州的路线，沿海易受攻击的地方，中国战船的作战能力等。在其作战方案中，他还提出了用兵所需船只数目，且包括“进到北京附近，直接向皇帝提出要求，要他对污辱女王陛下监督官的事道歉”及攻镇江以断漕运等毒辣计策。不法奸商熟悉中国情况之程度，提供情报之具体、详实，实在令人叹服。

　　充分利用情报并挑拨君臣关系

　　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对此，富有多年对外战争经验的大英帝国，深知这一做法的重要。战争中，他们获取情报的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军事侦察，二是利用汉奸。

　　在军事侦察获取与传递情报方面，其海军测量船及武装轮船的活动十分重要。如英军在攻占定海前，就首先派两只船到定海城南巷水面测量侦察，发现清军对此意图不明、毫无戒备的情况后，才集结优势兵力，采用突袭战术，结果大获全胜。英军在侵犯广州、虎门、宁波、镇江等地时，也都是在测量船测量水道和充分了解清军的基础上，才决定其战术实施方案的。

　　情报传递是情报工作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的武装轮船是当时最便利迅捷的情报传递工具。利用汉奸，了解敌情是英军情报获取的另一重要来源。例如，在攻打沙角炮台时，英军就收买“汉奸约数百名”，了解了沙角炮台的地理形势，而采用了“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用竹梯爬上后山”等办法，顺利攻下了炮台。在大角炮台，英军也是利用汉奸作向导，从后山登陆，“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炮台”。在广州战役期间，英军每日派汉奸十六人分四班进广州城侦探。获知清军士气大增，防堵甚严，于是英军就利用汉奸从中贿赂军中幕府，投其所好。

　　英军在了解清军情况的基础上，还灵活运用了多种谍报手段，进行离间活动。大沽口投书一事，就包含有离间君臣关系的阴谋。

　　1839年3月，深受道光皇帝赏识的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义律在与之斗争的两个回合中，接连失利。因此，林则徐成了义律的眼中钉，欲拔之而后快。

　　1840年8月，英军舰队到达天津。义律向清政府递送了《致中国宰相书》，在此书中，他一方面表现得十分恭顺，对道光皇帝拍马屁；另一方面则用占全书五分之三的篇幅来对林则徐进行指控，说他违背皇帝旨意，“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及“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故此中英间有此敌对行动。此外，书中还明确提出“必请大清国家，赐令特派钦命之大臣”，与之商议解决此事之办法，并威胁说如果“大清国未善妥昭雪定事，仍必相战不息”。毫无疑问，两方面的内容本身虽没有离间之字眼，客观上却起到了离间的目的。

　　事情的确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道光“诏以琦善为钦差大臣，革林则徐、邓廷祯之职，留粤听勘”。

　　制造舆论、发表布告、通告，离间军民关系是谍报活动的另一内容。义律曾在英殖民地任过职，有一套侵略经验，他凭借对中国情况的了解，极尽狡猾诡谲之能事。6月25日，他以伯麦名义发了一个晓谕粤民中文布告，除以欺骗皇帝罪名加诸林、邓，将战争责任推加到他们头上，做出一番受屈的表白外，还愚弄人民，说大英皇帝怀柔内地安分良民，为其侵略寻找藉口。

　　目的是南京却宣称要攻打京津

　　1841年春，英国政府召回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进一步扩大对华战争。璞鼎查到达中国后，即把进攻厦门作为第一个目标。为了摸清厦门地形，璞鼎查和海军司令巴尔克乘军舰到厦门进行了实地侦察，发现厦门外围“全部工事是一个特别坚强的阵地”，这对英军威胁较大。下午，英军就先以战舰上的密集炮火猛烈轰击厦门的外围工事，为士兵登岸扫清障碍。结果，英军很决达到了目的。

　　随后，璞鼎查又经过认真的军事侦察，在10月上、中旬，相继攻占了镇海和宁波。

　　占领浙江三城后，璞鼎查想按预定的计划北上进犯天津，但最后却改变了主意。原因何在？首先就是对中国情况十分了解的传教士小马礼逊的献策。他指出南京是漕运的咽喉，阻隔南北，如果拿下南京，要什么清政府都会答应。其次是他们的轮船侦察与到上海后搜集的情报进行综合推测，认为攻打南京如小马礼逊所言。璞鼎查充分行使了其自主决断权，命令进攻南京，开始了“不但所有作战的实际目标可以迅速达到，而且可以产生同等深刻的精神效果”的扬子江战役。

　　作战中，英军除了重视地理情报外，也充分考虑了气候因素。英军发动吴淞战役于1842年6月16日开始，为何要选择在这个时候呢?原因就是当时的海潮和天气情况对英军的进攻十分有利。英军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气象、地理情报的“东风”，选择了有效的军事打击目标和有利的作战时机，使战争的胜利有了良好的开端。

　　此外，在战争中英军还巧妙运用虚假情报欺骗迷惑懈怠清军，造成作战的突然性。1842年6月23日，英军退出上海，集中于吴淞口外，扬言北上京津，实则准备沿江攻打南京。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一真实意图，在这以前，即攻陷三镇时，就虚张声势，不时扬言攻打杭州，并在发动扬子江战役前，首先将兵锋指向乍浦，目的是要消除对舟山威胁，并造成从陆上分犯浙、苏省城假象，误导清军，掩盖其真实目的。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英军情报欺骗措施取得了成功。清朝忙于保卫北京，对南京及长江的防御不加重视，导致英军的进攻开始后，清军措手不及，遭遇大败，清政府只好急急忙忙找英国议和 ，答应了英国的所有条件。

　　陈 巍/文 据《环球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