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辈媒体人中的“中国通”约翰·罗德里克１１日在夏威夷州火奴鲁鲁市逝世，享年９３岁。

　　曾经把罗德里克聘任为常驻记者和特约撰稿人的美联社发布相关消息，突出了罗德里克在二十世纪４０年代中期对中国革命的报道。

　　美联社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汤姆·柯利认为：“约翰（·罗德里克）兼备同等程度的勇敢和高雅，结果成就了一名富有勇气的记者、优雅的作家和非凡的故事讲述者。”

　　“老眼”看奇迹

　　罗德里克辞世之时，是夏威夷时间１１日上午（北京时间１２日凌晨）。

　　在他位于火奴鲁鲁的公寓内，罗德里克度过了生命最后几天，与家人和朋友们道别。

　　美联社报道，心脏衰竭和肺炎侵害之下，罗德里克无法开口，惟有以微笑和点头方式向亲友们作出回应。

　　同事眼中，即使生命将尽，他依然是一名“热切的新闻工作者”。

　　罗德里克为美联社撰写的最后一篇稿件今年２月１８日播发，以中国首都北京今年将主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主题，告诫读者：欲了解奥运会对于中国的意义，就需了解中国过去许多年间经历的苦难历史。

　　他写道：“在我这双老眼看来，中国经历苦难和流血而得以生存，在如此短时期内从贫困状态跃升为地球上最富裕国家之一，几乎就是一个奇迹。”

　　这篇文章，也是他从２００６年开始每月撰写一次的北京奥运会系列之最后篇章。

　　“幸运”述历史

　　在同一篇文章中，罗德里克述及他与已故两代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接触和了解。他二十世纪４０年代在延安结识毛泽东，１９７９年在北京结识邓小平。

　　前往延安之前，他身处昆明，在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ＣＩＡ）前身的战略情报局供职。１９４５年１１月，他以记者身份抵达延安，时年３１岁。

　　“前往延安，与所有那些（中国共产党）人见面，是一个转折点，”他曾回忆道，“那对我而言是一场突变”。

　　在《报道中国》一书中，他写道：“我钦佩一个事实，即他们正试图为贫困的中国人做些事情。”

　　这名资深媒体人在美联社断断续续累计供职５０多年，先后在亚洲国家中国和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和中东国家留下了足迹。１９７７年，他获得“美联社特约撰稿人”头衔。

　　１９９６年，在相距日本首都东京不远的镰仓接受采访，罗德里克告诉记者：“在（新闻）这个行业内，我们无须忍受厌倦……我认为，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亲身接触历史，（了解）人们正在做什么，继而讲述他们的故事。”

　　“激情”对中国

　　罗德里克１９１４年出生于美国缅因州沃特维尔，是家中幼子，１６岁时成为孤儿。

　　他的新闻从业经历始于１５岁，当时在家乡为《哨兵报》工作。１９３７年，大学毕业后，他加入美联社。

　　不过，对中国感兴趣，在他记忆中，是从１３岁时在家乡一座高尔夫球场上打零工、充任球童开始。“一名（高尔夫球）球手刚从访问上海的旅途中返回。他给大家看了一些照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１９４２年加入美国陆军，次年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日语，继而作为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进入中国。

　　日军投降之后，他在中国城市重庆再次加入美联社。

　　１９７１年，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他以记者身份随团，见证了中美“乒乓外交”。

　　１９７９年，他再次重返中国，设立美联社北京分社。一位美联社同事回忆道：“他总是告诫我们，‘（大家需要）不断学习。如果某一天自以为已经完全了解中国，那就是你卷铺盖回家的时候了’。”

　　美联社报道述及罗德里克之于中国，用了“激情”和“萦绕”等词汇。

　　“值得”评人生

　　罗德里克一生从事文字工作，最终参与草拟了自己的讣告。

　　美联社报道，他读了讣告草稿，提出建议：“讣告中……对我的赞誉可以是，我这一生值得付出。”

　　罗德里克的追思仪式定于１７日在火奴鲁鲁举行。

　　徐勇（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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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延安，毛泽东为我支付了食宿费

　　我１９４５年第一次来到紧邻戈壁滩、处于封锁之下中国共产党首都延安，惊愕地注视着那里１万个窑洞。当我看到星条旗在美国一个军事观察团的旗杆上高高飘扬时，心中愈发感到吃惊。

　　这个军事观察团通常被称为迪克西使团，是由美国官兵组成的一个小兵营。这个组织存在仅４年，但创造了一项纪录：它是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及其身经百战战友们接触的美国官方组织，比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１９７２年访问中国早２８年。

　　我住在一个窑洞中，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住所：２.４米宽、３.０米长，光线从纸糊窗户而不是玻璃窗柔和地洒进来。仅有几件摆设是：我用于放置便携式打字机的一张桌子、一把木头椅子、一个洗脸盆和一张床，床板搭在木架上。最近的厕所在３０米开外处。

　　我和迪克西使团成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每星期到临时搭建的浴室洗一次澡。但是，与中国共产党人相比，我们利索多了。国民党封锁迫使这些共产党人常年只能穿同一身补丁盖补丁的衣服。

　　平易近人的朱德总司令在一个假日与我们共进晚餐，我问他对国民党一项提议的看法。他详细作答，但迪克西使团团长伊万·Ｄ·伊顿显然火了。他明确告诉我，今后与共产党领导人会面时，我不能讲话。

　　１９４７年３月，也就是我抵达延安１５个月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向延安步步逼进，迪克西使团和共产党人一起撤离延安。当我要求结清自己的食宿费时，伊顿说，毛泽东已经主动表示钱由他支付。

　　——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９日发表于美国《洛杉矶时报》，原标题为《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在迪克西使团与美国人相遇》

　　1946年1月27日，罗德里克(左一)与毛泽东在延安机场等候国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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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而言，60年前那天惟有肥鹅肝酱

　　对数以十万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生入死的美军士兵而言，战争伴随着哭泣和核爆炸结束。

　　对我而言，６０年前那天，惟有子弹和肥鹅肝酱。

　　当时，我正鬼使神差地在中国西南部云南省昆明市，在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供职。我的表弟迪克·克勒基今年（２００５年）８６岁，二战期间是美军上尉。当时我给他打电话，问他美军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在日本广岛、几天后又在长崎投下原子弹，他有什么感觉。

　　“我们高兴极了”，他说，“本来我们要在左翼进攻九州岛，估计会有至少一半的人伤亡”。过了许久，表弟和我才了解遭原子弹破坏的惨状。

　　日本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投降。那天我却大饱口福。

　　我的一个同事是哈佛大学毕业，家境优裕，是美食家。在办公桌下面躲了一个小时后，他拿出一个肥鹅肝酱罐头。

　　对数以百万计法国人而言，吃过这种肥鹅肝酱，其他东西简直就食不甘味。这位同事用刺刀小心打开罐头，把肥鹅肝酱抹在他同时带来的一些饼干上。

　　那是我第一次尝到这种了不起的法国美味。尽管许多年来、尤其是在法国首都巴黎，我也多次品尝过肥鹅肝酱，但滋味没有哪一次能比得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一次。

　　——２００５年８月３日美联社播发，原标题为《对一名士兵而言，二战结束时没有核爆炸、没有哭泣，惟有肥鹅肝酱》

　　“中国通”罗德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