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环球时报》刊出一篇名为《“四大文明古国”说法不规范》的文章，因为文中有贬低华夏文明的嫌疑，文章见报的当天便被央视国际、新华网、国际在线等知名网站，以及搜狐、天涯等社区转载。为了吸引眼球，有的网站在转载时，标题干脆加上了“中国应出局”的字样，一时间，网上板砖横飞，网下议论纷纷。“西方中心论的奴隶”、“‘专家’这个说法不规范，应该叫‘砖家’”，文章的作者——著名学者、原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陈明远成了众多网友炮轰的靶子。其实，《环球时报》上的文章只是陈明远个人博客上同名文章的“简写本”。在2月22日贴出的同名“博文”中，陈明远的观点要更完整更“激进”一些。3月6日，记者采访了世界古代史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仲丹。陈仲丹直言，研究主业为“信息”的陈明远对历史问题并不在行，他抛出的观点既不新鲜，也没有多大价值。

　　陈明远

　　“四大文明古国” 说法不规范

　　许多年来，我国一直流传着“中国和埃及、巴比伦、印度并称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但我查阅了一些国外的权威世界历史著作，都找不到“四大文明古国”的正式说法。看来这种说法只在我国流行，并没有得到世界范围的历史学界的公认。因为这个说法并不规范，缺乏科学论证和史料的根据。

　　根据现有资料发现，是在梁启超写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诗中，最初出现“四大文明古国”之说。 但梁先生当时只是用诗表达爱国情怀，并无确凿论据。

　　还是考察一下学术界的观点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著作，其最早主张用“文明”单位代替“民族国家”来研究历史。他把6000年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赫梯、巴比伦、古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古中国（商代）、安第斯（南美洲）、玛雅（中美洲）、中国（唐以后）、天竺（兴地）、朝鲜、日本、拜占庭、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

　　如果要说“古国”之“国”，那么，古代“苏美尔、米诺斯、赫梯、巴比伦、希腊、伊朗、叙利亚”都是不同的“国”，都是比古中国更早（或几乎同时）的“文明古国”。实际上小亚细亚或两河流域不止一国，古代印度更不止一国。哪里来“四大”，又从何说起呢？事实上难以成立，更何况不少地区的文明都早于中国数千年。

　　根据今天我们对于人类文明史的认识，应该承认，过去流行的“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并不规范，不该说“国”而应该称为“文明地区”。考古研究更表明，年代最古老的几个文明地区是：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流域以及印度河流域。这三大地区首先出现了文字和青铜器，可称为“三大最古老的文明地区”。中国的甲骨文在年代上要远远晚于尼罗河流域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夏商文明的年代，比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有文字可考）的文明，要晚2000-3000年。不过，这“三大最古老的文明地区”后来由于外族入侵和其他原因而中断了，但是，三大最古老文明的历史贡献和影响，实际上并没有“湮灭”，而是一直保留下来了，比如世界通行的拼音字母、各种工具、建筑格式等。

　　接下来，影响重大深远而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文明地区，是希腊文明（后与犹太、东罗马等文化融合）、印度文明（印度教、梵文经典等）和中国夏商文明（后与中华各族文化融合），这继起的三大文明都一直延续到今天。其中，我们看到欧洲文明对于古希腊文明的传承，以及华夏文明和印度文明的相对僵化、停滞（发展迟缓）和没落！如此“三大最古老的文明地区”和“延续至今的三大文明地区”的提法，或“人类文明的五大发源地”（西亚地区、北非地区、印度地区、希腊地区、华夏地区）是我经过长期研究的学习体会的初步结论，建议由此代替“四大文明古国”的不规范提法。

　　世界文明史，乃是以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为根据的实事求是的学问。我们中华民族，既不应该妄自菲薄，也不应该妄自尊大。

　　(《环球时报》 3月3日 作者是原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陈仲丹 外行人不要把外行话当原创

　　我们炎黄子孙生于斯，长于斯，几千年来完整地继承中华民族的文明和传统，并在传承的基础上再造创新，这两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如果说都有影响和继承，那一个是低标准的，另一个则是高标准的，分别是明显的。

　　30年前就有人质疑“四大文明古国”

　　陈明远说“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不规范，主张用文明区域来代替民族国家。“这个观点并不新鲜，”陈仲丹回忆说，“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历史学者指出四大文明古国的提法不科学。拿流行的‘四大文明古国’来说，古印度在历史上就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个地理概念，有一段时期那里同时存在着16个国家；古巴比伦所在的两河流域也是国家多多。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以文明区域代替文明国家，如提出用‘五大文明区域’（埃及文明区域、两河流域文明区域、印度文明区域、中国文明区域、爱琴海文明区域）来代替‘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这一观点曾刊载在史学刊物上，因为其更为合理，所以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此外还有东北师大的林志纯教授提出‘三大文明地区’的观点，北京大学的朱龙华教授提出‘七大文明’，甚至更早复旦大学的周谷城教授1949年提出古代世界可以分为六个独立的文化区域。这些都是对‘四大文明古国’提法的修正。”

　　陈仲丹表示，因为当时这些观点主要在学术界流传，所以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影响，不为学界外的人广为知晓。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事，人们有时以为自己有某个新见解，实际上早已被前人谈过。陈仲丹说了个典故，“清代学者章学诚曾提出‘六经皆史’的主张，以为是自己的独到之见，其实在他之前就有人这样说了，钱钟书先生认为在此之前至少有七个人曾提出类似的观点。”

　　改与不改与“妄自尊大”无关

　　陈明远旧事重提，这没问题，陈仲丹认为这是他的言论自由。陈明远说“我们中华民族，既不应该妄自菲薄，也不应该妄自尊大”。这也没问题，可是如果按陈明远的说法，把改与不改上升到一个民族妄自菲薄或者妄自尊大的高度，这就有点过火了。正如陈明远所述，“四大文明古国”的提法最初来自于梁启超的一首诗。梁启超是变法维新的积极推动者，当时他正因变法失败流亡海外。而当时的形势中国正处于有被列强瓜分亡国的危险。梁当时出于强烈的爱国热忱，每天笔耕不辍，探寻救国之道，颂扬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以唤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比如郑和就是他最早称之为世界大航海家，现在已为大家公认。再如他写过一篇题为《少年中国说》的文章，一反人们称中国为“老大帝国”的说法，称中国为正值青春的少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提出了“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梁不是历史学家，我们没必要苛求这位苦心孤诣的爱国者一个即兴的提法应如何周密。

　　陈仲丹表示，虽然这个提法不够规范，不太严谨，但从大的方面考量也没大错，基本上说得过去。古国巴比伦作为西亚两河流域文明的代表，印度则指代在恒河和印度河流域的众多古国，埃及和中国大多数时间都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更没有问题，而与这四大文明古国同期的古希腊爱琴文明在梁启超提出这一概念时还没有被发现。“这不是个大问题，没必要上纲上线。中国作为一个非常有特色、有影响力的文明古国，在世界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陈仲丹认为这一提法已经超过百年，已约定俗成，尽管它不规范，不够周密，可以改，但不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德国城市慕尼黑按照发音应译为‘明兴’更准确，一度时间新华社也将其译为‘明兴’，后被周恩来总理发现，指示仍沿用旧译名，因为‘慕尼黑’的地名已为人熟知。”

　　中国人不要自己看轻自己

　　陈明远在文章开头说国外的权威历史著作没有“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这种说法只在中国流行，所以没有得到世界公认。陈仲丹认为国外著作是否认同中国的说法，国外的学术标准是否契合中国的说法，并不能决定这个说法的对与错。“虽然国际上没有这种说法，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重视中华文明。况且国外也没有‘五大文明地区’、‘七大文明’这样的说法。”陈仲丹介绍说，相反，国外史学界对中华文明评价很高，在权威的历史著作以及使用广泛的史学教材中，在涉及早期文明时历史学家都把中华文明和埃及、西亚、希腊、罗马等文明放在同等的地位来描述。陈明远推崇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把6000年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其中中华文明就占了两个：古中国（商代）、中国（唐以后）。英国学者李约瑟撰写了卷帙浩繁的《中国科学技术》一书，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成就最高的。因而只要不带有偏见，就不必鄙薄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至于中国在近几百年中的落伍，那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在公元4到5世纪，欧洲和中国出现了同一个现象：东西方两大并峙的帝国西罗马帝国和汉帝国都崩溃了，陷入了分裂的局面。可是分裂之后，中国又凤凰涅槃复归为统一的国家，而分裂的罗马帝国则没能重新统一，后形成了许多民族国家。”美国著名史学家费正清曾在他的著作《中国：传统与变革》中谈到这一现象，认为这反映出中华文明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

　　不要刻意抬高别人

　　陈明远在其文章中写道：西亚北非等“三大最古老的文明地区”后来由于外族入侵和其他原因而中断了，但三大最古老文明的成果实际上并没有“湮灭”，它们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和影响一直保留了下来。例如世界通行的拼音字母、各种工具、建筑格式等。而说到华夏文明时，他用了僵化、停滞和没落的字眼。陈仲丹表示，陈明远的意思是说，虽然华夏文明没有中断过，但是它与另外中断了的三大文明相比并没有什么优势。陈仲丹认为，“这一说法有点似是而非，任何文明只要存在过，多少都会对后世有所影响，‘星期’的时段区分就是两河流域文明的成就，是的，我们今天还在沿用，但这只是文明的碎片，两河流域文明今天已不复存在，没能在其发生地传承下来。但是中华文明呢？我们炎黄子孙生于斯，长于斯，几千年来完整地继承中华民族的文明和传统，并在传承的基础上再造创新，这两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陈仲丹认为，虽然我们今天用的是白话文，但我们在读古文时并没有太大的障碍，我们看唐诗、宋词，读《论语》、《春秋》，仍然会被祖先寄寓其中的情感和思想打动。我们的文明是有根可依，有序有循的。“如果说都有影响和继承，”陈仲丹说道，“那一个是低标准的，另一个则是高标准的，分别是明显的。”

　　外行说些外行话不足为奇

　　对于陈明远一些有悖常识的看法，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的陈仲丹认为，这只能说明他是个外行。一个外行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有某些误读和不成熟的判断不足为奇，只要他潜心学习，不断进步，外行就有可能变成内行。

　　快报记者 倪宁宁

　　陈仲丹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秘书长。著有《圣贤讲和》、《墙头政治》、《曲绘世态》、《加纳：寻找现代化的根基》等。

　　陈明远

　　信息科学家、人文学者、诗人。原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著有《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假如鲁迅活着》、《文化人三部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