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情”号女监     快报记者探秘女子劳教所 二楼楼梯边的这间女监舍，有一个独特的名字：怡情室。房间的墙壁被漆成了天蓝色，四张双层床被整齐地排成两组，床单和被子也是与墙壁同样的蓝色。 要不是窗户上坚实的铁栅栏，这儿看起来更像个刚刚被检查过卫生的学生宿舍，所有物件一尘不染。“怡情室”里住着8名女劳教人员，年龄最大的42岁，最小的28岁，她们无一例外都因吸毒被劳动教养。 和其他集体生活环境一样，8个女人在这20多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朝夕相处，共享着悲哀和偶尔的快乐。

　　住在“怡情室”的33岁的李梅（化名）昨天的心情一般，在句容女子劳教所，女劳教人员的心情不需要揣摩——她们每个人的左胸前都有一个圆形娃娃脸谱，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心情选择别上哪一个胸章。

　　胸章代表心情

　　李梅昨天选择的胸章上，娃娃的嘴是一条直线，如果她选择的是一个苦脸，管教民警会立即找她谈心。“我心如止水，”李梅开起了玩笑。

　　李梅沾上毒品，是1996的事，那年，她还是南京一所高校的大二学生，在那年她遇见了自己的第一个男朋友，对方比自己大6岁，当时做木材生意。第一次发现男友行为异常，是和男友的一次苏南之行。

　　“那天晚上到了凌晨2点多钟，他突然难受了起来，不停地起床，又吃饼干，又是喝水，坐立不安。”不过20岁的李梅对毒品一无所知，她不知道男友带着她到苏南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戒毒。

　　这样的戒毒结果当然是草草了事，但李梅却第一次接触了毒品，回到南京不久，她就有了第一次吸毒，“苦苦的，觉得天旋地转，甚至还有想吐的感觉，当时我也不是好奇沾上了毒品，只是觉得无所谓。”

　　1996年，南京的吸毒者并不多，抵制毒品宣传的缺乏，社会对毒品的警惕性并不高，李梅就在一种“无所谓”的心态下，吸食了一个多月的海洛因，并迅速上瘾。在家人和同学的视线以外，李梅吸食了长达两年的海洛因。

　　直到1998年，她在一次警方行动中被抓获，在给家人的电话中，她骗称自己要到外地玩15天，以应对那15天的行政拘留。

　　纸包不住火，在又一次警方行动中，她被强制戒毒，这时她的家人才知道自己的宝贝女儿身体一直消瘦的真正原因。

　　在家人一次又一次苦口婆心地劝说后，李梅一次又一次地想给自己信心，“但想要戒毒的决心维持不了几个小时，当毒瘾上来的时候，几个小时前的种种铁誓通通被抛在了一边。

　　副总经理被抓

　　这期间，已经毕业了的李梅凭能力进入了一家酒店工作，位置甚至一度做到了常务副总经理，在和别人谈判、客户应酬的间歇，她只能不断进入洗手间过把瘾。

　　直到2002年，李梅又一次被抓获，她第一次被送到了句容女子劳教所开始了两年的劳动教养，一直到2004年春季。

　　“那一次出去，我下了很坚定的决心，所以同监舍的舍友虽然留了号码，我都没有联系过，因为我知道和她们再联系的后果只有一个，就是复吸。”李梅确实在出劳教所的一年多时间里，没有再碰过毒品。

　　当一个同样吸毒的女孩上门借钱时，李梅的防线很快崩溃，“我并不恨那个女孩，因为说别人引诱，都只是借口而已，还是自己的意志问题。”

　　毒品毁了一个才女

　　记者面前的李梅说话轻声慢语，管教民警介绍说，她算得上是个才女，很好的思辨能力帮助她写得一手好文章，在管教所自办的刊物上不时能见到她的作品。

　　毒品就这样毁了一个本有着大好前途的女人，她说自己恨那些贩毒的，因为如果没人贩毒，就不会有人吸毒。顿了一下，她又自言自语：“如果我们不吸毒，他们贩毒又有什么用呢？我也恨我自己。”

　　王芳也是南京人，1998年，在新街口一家商店工作的她受同事影响，开始了吸毒。王芳自己的解释是，吸毒是因为自己太过内向，在寂寞空虚的时候，会用吸毒排解。在经历过一次强制戒毒后，她再次复吸，于去年6月被劳动教养一年。

　　“怡情室”里的8个女人各自都有着类似的故事，关键词只有两个：朋友和毒品，在过去的日子里越走越远。

　　二的时候，她吸上了毒

　　挂在床头的亲人照片

　　装饰成酒吧的监舍

　　女

　　和其他劳教所一样，句容女子劳教所本来也用简单的数字命名每个监室，“怡情室”本来的名字就有个很冷冰冰的名字：六大队六组。

　　温馨的舍名

　　管教民警王羽告诉记者，变革始于几年前，“我们结合女劳教人员的特点，把监室名称改为一个个具有个性的名字，由这个房间里的劳教人员自己创意，我们再加以修改。”

　　于是，六大队的这些监舍就有了一个个很是温馨的名字：“典雅室”、“玲珑室”，变化的还有监舍里的环境，“玲珑室”的墙壁、床单、被套都是清一色的翠绿，而“怡情室”则是个蓝色的海洋。

　　“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又像是同学，又像是亲人。”李梅说，劳教所里并不是外人想的阴森恐怖，有着相似经历的女人们走到一起，能做的就是互相帮助。

　　王芳的形容是，这儿和学校的集体宿舍并没有什么不同。

　　“酒吧”一样的监舍

　　王羽警官告诉记者，女劳教人员的特点就是感性，情绪变化大多也是出在感情问题上：家人的抛弃，婚姻的破裂和失恋，是很多女劳教人员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们所做的，就是根据她们在接到家信、打完亲情电话、会见后的种种反应，适时地介入，加以引导。”

　　所方还用种种专业手段加以辅助，引导劳教人员积极改造，在一间名为“心瘾渴求治疗室”的监舍里，墙壁被刷成了鲜艳的金黄色，房顶还悬挂着两个迪厅里常见的球灯，墙上，是一幅幅吸毒人员吸毒的照片。

　　“我们用环境勾起她们对自己吸毒的记忆，因为她们回归社会后一定会接触到这样的环境，而让她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受刺激，实际上就是一个心理辅导课程，”王羽说。

　　感情，永远的痛

　　除了民警的干预，劳教人员自身的环境营造也是个不可少的课程。

　　和大学宿舍一样，每天晚上熄灯前，女劳教人员也会有一个或长或短的夜谈会，李梅形容为“天马行空”，无所不谈。“最初的时候，大家会围绕毒品展开，你吸冰毒，我吸海洛因，我们会交流各自的感受。”李梅说，这样的交谈通常不会长久，因为久而久之，大家联想到自己的现状，无一例外地会出现话题排斥。

　　“我们现在有两个话题都很忌讳，一个是毒品，一个是感情，轻易我们不会触碰，都是心里的痛，”王芳说。

　　感情话题不是没有出现过，但刚开头，就会引来一片沉默，扫了所有人的兴。

　　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怡情室”的8个女人带着自己对未来或期许，或回避，或犹豫的心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许，她们期待着夜谈会时能畅谈毒品和感情的那一天。快报记者 言科 宗一多/文

　　快报记者 唐伟超/摄

　　监夜谈会

　　她

　　们心里的“泪穴”

　　劳动，每天的必修课

　　劳教人员的宿舍

　　而每个女劳教人员心里都有一块最柔软的地方，就像一个穴位，按下去，她们都会泪如泉涌。

　　李梅也不例外，她的“泪穴”就是年迈的父母，那个把自己拖下水的初恋男友，早几年就因贩毒入狱，父母是她为之心碎，也被她碎了心的唯一牵挂。

　　“父母早就搬去了南方发展，春节前，他们为了我回了趟南京。”李梅在父母面前仍是个孩子，纵使犯了这么大的错，她仍会使性子。春节前的那个大雪天，她一大早打去了电话，催着父母给自己送钱，按照规定，劳教人员可以凭钱买些零食及日用品。

　　妈妈在电话那头显然有点不耐烦，没说两句就挂了电话，李梅放下电话也赌起了气。但当父亲下午准时出现在会见窗口时，李梅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父亲的手不停地在台面上搓，因为长期生活在南方，他已不适应江苏这个寒冷的冬天，手不知缘由地痒。李梅隔着玻璃，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内疚着仅仅是给自己送几百块钱，老人却受着这样的苦。

　　“你看你多好，每月可以不干什么事，拿几百块钱买零食吃。”年过六旬的父亲对着电话听筒，看着玻璃一侧的女儿笑着说。李梅破涕为笑：“那好，你就竞聘进来吧。”

　　劳教人员王芳（化名）的“泪穴”，是自己今年才11岁的女儿，女儿去年寄来的一封信，是她的宝贝，她非常乐意把那封不过几百字的信给任何人看，知道记者有兴趣，她飞快跑上了楼，把已经被揉皱了的信拿了下来。

　　“妈妈，中秋节快乐，我又想您了！……妈妈，您高兴吗？妈妈，我过得很好，您放心吧。看到我的来信，千万不要哭，您要哭了，我也会哭的。”

　　在劳教所里，王芳仍然内向，但现在支撑着她的信念，就是女儿笑嘻嘻的照片，和这封家信，而她希望，女儿的爱可以帮助自己抵制住毒品的诱惑。

　　在女子劳教所，这样的标语时刻在提醒着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