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群幸运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接受最先进思想的熏陶，他们的命运，常常让新中国的领导人牵肠挂肚；这是一群不幸的孩子，他们长时间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尚未长大成人就背井离乡。这群二战时期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抚养的孩子，是中国共产党先烈及高级干部的子女。

　　毛岸英的困惑

　　刘允斌和陈祖涛他们掌握了俄语后，儿童院的图书馆便成了他们常去的地方。这群孩子中间，年龄最大的毛岸英对于书籍涉猎最广，尤其喜欢看文史、政治方面的书。读书的同时，他学以致用，喜欢对事物进行分析判断。

　　一天傍晚，毛岸英吃完饭后，主动找教导主任郑一俊一起散步。郑一俊为人热情、责任心极强，精通诗词歌赋和文史掌故。对历史兴趣浓厚的毛岸英一有问题，便去求教郑一俊。郑一俊也愿意和勤于思考的毛岸英一起谈天说地，两人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迈步出了食堂，郑一俊和毛岸英边走边聊。说着说着，毛岸英就把话题引到了自己心中长久以来的一个困惑上来。他向郑一俊问道：“您说为什么非要有领袖？我觉得人们崇拜领袖，许多时候是没有走近他的缘故。我在苏联一些城市参加共青团和少先队的活动时发现，当我演讲中一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台下的听众就热烈鼓掌。当他们知道我是中国领袖的儿子时，也像欢迎小英雄一样欢迎我。您说我的父亲真是这样让人们敬重吗？如果别人问我最敬重谁，我一定会说是妈妈杨开慧……”

　　“谢尔盖，你父亲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至于一般的民众，可能没有机会走进领袖和杰出人物的生活，但他们的认识和感情是朴素和真实的。至于他们对你的喜爱，那完全出于一种最自然的感情。其实，对伟大的人物也要有自己全面的认识和判断。”毛岸英点点头：“我明白了。我要正确地认识父亲，从小应立下志向，长大后成为父亲那样的人。”

　　1940年的新年临近时，莫尼诺儿童院的孩子们受到了骨折治疗已有好转的周恩来的看望。当天，儿童院的孩子们穿戴整齐，早早就准备妥当。西装革履的周恩来在邓颖超和干女儿孙维世的陪同下，迈步进入大厅。等候在那里的小学员们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周恩来也高兴地鼓起掌来，并挨个与每个孩子握手。

　　“你们每个人讲一讲，长大后愿意干什么呢？”周恩来问道。

　　这一问，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毛岸英首先站起来大声说：“我要当军事家，打败反动派！”周恩来赞许地点点头。苏河清说：“我今年刚考入莫斯科电影大学摄影系，以后想当电影师。”

　　周恩来高兴地说：“你能学摄影，这很好。我们在延安很少有人会拍电影。希望你学了后回国，多拍些八路军、根据地的影片。”

　　其他孩子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说要当飞行员，有的说要当老师，还有的说要当工程师。最后轮到黄健了。他一站起来不知该说什么好，脸涨得通红。其实，黄健对体育非常迷恋，但他又不敢直说，因为在学校的一些老师眼中，体育是不务正业。而且，他曾多次因为观看比赛而上课迟到，经常遭到批评和处分。

　　沉默了几秒钟后，一旁的小学员还是把黄健的特长“捅”了出来：“尤拉是我们最好的运动员！”没想到周恩来听后高兴地说：“很好啊，我也喜欢练体育。我在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被两个特务追。但是，因为我练过体育，所以就跟他们赛跑。跑啊，跑啊，结果，很快就把两个跑得气喘吁吁的敌人给甩掉了。”

　　“好啊，好啊！”孩子们一边喝彩一边鼓掌。孩子们高兴极了，排着队依偎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旁，以挂着斯大林照片的墙壁为背景，合影留念。一个个珍贵的镜头就这样定格在胶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