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给全国人民每人分红1000元”——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年初在上海两会上提出这一提案后，“全民分红”就一直是舆论热议的话题。《青年参考》3月3日一篇“新加坡财政盈余达64亿新元，政府决定给国民发红包，21岁以上国民人均可拿到2000元”的报道更让“全民分红”成为了两会上的热点话题。数据显示，我国去年财政收入达到5.2万亿元，超出年初4.404万亿元的预算目标近8千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是否应该仿效新加坡这样给全民分红？中国的全民分红到底现不现实？都成了最现实、最强烈的疑问。

　　■观点交锋

　　正方

　　反方

　　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

　　钱落百姓口袋才最现实

　　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明确表示：“我非常赞成这个做法，就是要让老百姓享受到实实在在改革成果。虽说政府投入医疗、教育等也是分享改革成果的一种方式，但这种发红包的方式更直接、透明，更可以让老百姓真正感觉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他同时指出，如果全国人民每人都一个标准、都分1000元,这是一笔很大的财政支出，这并不是很合适。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有的地方可能1000元喝喝茶就没有了，而有的地方几百元就是很大一个数字，所以执行起来可以考虑各地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确定不同的金额。这笔钱中央政府可以出一点，地方政府也可以出一点。

　　全国政协委员霍震霆：

　　是该让百姓分享成果了

　　全国政协委员霍震霆表示，目前确实存在工资低的问题，百姓需要分享发展的成果，当人们年纪慢慢大了，也很需要完善的保障体系。中国发展得很快，应该多考虑一下，趁这个机会让百姓享受一些发展的成果。

　　全国政协委员吴鸿：

　　能差别发红包就更好了

　　全国政协委员吴鸿建议，财政部拿出一个与税收增幅相适应的工资增幅比例，让工资按一个稳定的比例随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并且使这个增长机制落实成一种稳定的制度。除此以外，再根据不同情况，制定出一些应对突发事件的临时补贴政策。如果能参照香港的做法，针对不同收入和层次的人群“派红包”，体现不同的人文关怀，让全民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更好了。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

　　用来改善公共服务更好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表示，“全民每个人发1000元”的建议是个好想法，但操作起来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还值得研究。“财政增长的成果应该由人民共享，但人民共享的方式不一定是发钱，政府可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把这笔钱用在社会保障、提高医疗教育水平等民生事业上。”

　　全国政协委员刘克崮：

　　调高个税起征点更现实

　　全国政协委员刘克崮认为，香港、新加坡的做法不一定适合中国内地。“如果觉得个人收入比较低，增长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刚刚调整的个人所得税，把起征点调高了，那就会有更多收入较低的人不用交税了，这种方式，不比征多了税再把钱发给大家更好、更容易操作吗？”

　　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

　　三五十年内都很难分红

　　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表示，现在中国的社会结构差异比较大，居民收入差距也在增加。在这样的前提下，搞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是没有必要的，应该把钱用到更需要扶助的弱势群体身上。此外，13亿人不是一个小数字，要是真的每人发一个红包非常费时费力。归根到底，中国目前还没有发展到新加坡那样，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老百姓能够收到来自政府的红利，但在有限的30到50年内，还很难出现这种情况。

　　全国政协委员黄泽民：

　　把钱花在更紧迫的地方

　　全国政协委员黄泽民表示，这种全民分红的设想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颇为“无厘头”。他说，像新加坡这种地域比较狭小、人口比较可控的国家，全民分红作为国家“公司化”管理的一种体现，并不荒谬也很可行。而中国大陆人口众多，中央财政收入虽然已经堪称丰厚，但如何防止中国经济硬着陆，如何让低收入人群在更持续地获得保障关爱，都是财政投入的无底洞。

　　全国政协委员李稻葵：

　　全民发钱让富人搭便车

　　“全民发一千元，这是个很糟糕的主意！”全国政协委员李稻葵认为：“物价上涨主要影响的是低收入家庭，所以我的建议是，对于低收入家庭，要根据各个市的实际情况去增加补贴，补贴要跟副食品的价格挂钩。如果全民补贴的话，等于是高收入家庭搭低收入家庭的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