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群幸运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接受最先进思想的熏陶，他们的命运，常常让新中国的领导人牵肠挂肚；这是一群不幸的孩子，他们长时间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尚未长大成人就背井离乡；这群二战时期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抚养的孩子，是中国共产先烈及高级干部的子女。

　　岸英和岸青有了俄语名字

　　周恩来一行坐飞机进入苏联国境，抵达阿拉木图，并从那里转乘火车，顺利到了莫斯科。莫斯科喀山火车站的月台上，西装革履的任弼时和秘书师哲等其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人员早已等候多时。

　　众人朝火车站外走去。周恩来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便对任弼时说：“我这里有毛主席给岸英、岸青的信，还有一封是给贺子珍同志的，请你代我转交吧，我怕进医院后就不方便出来了。”任弼时点了点头。

　　位于莫斯科郊区库奇诺的共产国际附属党校宿舍(称“七部”)里，贺子珍正捧着毛泽东的来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一遍。她的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毛泽东的信很简短：“你寄来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贺子珍自言自语地重复着这句话。

　　当时，毛泽东与杨开慧的两个孩——毛岸英、毛岸青也在“八部”设立的少儿文化班学习。因此，贺子珍便留心照顾起他们的生活，有时帮他们洗洗衣服、打扫打扫房间。她还从每月70卢布的生活津贴中挤出钱来为孩子们买这买那。但是，贺子珍并没有点破自己的身份，而毛岸英和毛岸青以为这位好心的阿姨是因为喜欢孩子才这么照顾自己的。

　　就在贺子珍朝着自身预定的目标刚刚迈出步子，一连串的打击却接踵而至。在莫斯科生下的孩子长到6个月时因患急性肺炎抢救无效而夭折，被葬在了“八部”的花园内。悲痛欲绝的贺子珍几乎天天到坟头去哭。而随其他同志从“八部”转到现在的“七部”后，她又收到了毛泽东宣布与她结束夫妻关系的亲笔信。虽然她在莫斯科听说去延安采访的苏联记者“见到了毛泽东和他的妻子”，不过仍心存疑虑。但毛泽东此次来信证实了一切。满脸泪水的贺子珍心想，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唯一的亲人就只剩下女儿娇娇了，可她还在万里之遥的延安。

　　莫尼诺儿童院的男生宿舍里，两个穿着深色西服的中国孩子肩并肩坐在床边，他们是17岁的毛岸英和16岁的毛岸青。兄弟俩刚接到父亲毛泽东托周恩来从延安带来的家书。虽然整封信不过寥寥数语，但父亲百忙之中的一份惦念之心已经让兄弟两人感动不已了。

　　“爸爸说给我们寄了一批书。我们怎么没收到呢？”毛岸青问。“也许是丢了，也许还没寄到。别着急，我们再等等吧。”毛岸英拍了拍弟弟的肩头。

　　毛氏兄弟能够到莫斯科学习，其中经历了无数坎坷。毛氏兄弟到苏联后，合拍了一张照片托人带给远在延安的父亲。照片上的他们都身穿圆领羊毛套衫，头戴法兰西小帽。孩子们还写了一封信，介绍自己在苏联的情形。从此，毛泽东与两个儿子之间中断多年的音讯又联系上了。

　　毛岸英和毛岸青先在共产国际“八部”的少儿文化班，同一些其他的中国革命者后代，如林伯渠之女林利和林琳、李富春和蔡畅之女李特特、蔡和森和向警予之女蔡妮和蔡转、郭亮之子郭志成、张太雷之子张芝明，以及无名烈士之女欧阳菲等人学习了约一年时间的俄语。

　　1938年底，苏联的十月革命节即将来临，毛氏兄弟与刘允斌他们五个从延安来的孩子都进入了莫斯科郊外的莫尼诺儿童院。毛岸英和毛岸青都有了俄语名字：哥哥叫谢尔盖·永福，弟弟叫科利亚·永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