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他！弄到重庆人敏感神经。本刊特约评论员王彬彬认为：“如果重庆人民认为张晓舟的短文对重庆构成了伤害，那么我想说，重庆人民在这篇千字短文面前表现出的慌乱、狂暴，对重庆构成了更大的伤害。”

　　□本刊特约评论员 王彬彬

　　张晓舟的那篇千字短文《弄他！弄他！》，竟有四两拨千斤之效，惹得山城重庆群情激愤。刊登这篇文章的《南方都市报》，已应“重庆人民”的要求，正式向“重庆”道歉。但这道歉似乎并未完全平息重庆人民的愤怒，至少互联网上，对张晓舟的谩骂仍在继续。读张晓舟的短文，看重庆人的长怒，我不由得想到《聊斋志异》中的那则《戏缢》。这则故事，说的是一个轻薄无赖的男子，一日偶游村外，远远地看见一少妇骑马而来。该男子便对同游者说：“我能令其一笑。”众人不信，该男子便与众人打赌，若果令少妇一笑，众人请他喝酒；若不能令少妇一笑，他请众人喝酒。与众人约定完毕，该男子遂狂奔至马前，连声高喊：“我要死！”边喊边从墙头将一根高粱秆抽出尺许，解下衣带挂上去，伸长脖子作上吊状。在高粱秆上吊颈，当然好笑。少妇果然对这搞笑之举付之一哂。少妇走远了，这男子该束上衣带讨酒喝了吧，然而，他却以上吊的姿态一动不动，众人不免笑他见好不收。但走近一看，他却“舌出目瞑”，真的吊死了。蒲松龄感慨地说：“粱干自经，不亦奇哉？是可以为儇薄者戒。”蒲松龄写这则故事，目的是对世间儇薄者进行儆戒：儇薄足以杀身。

　　实际上，古往今来，因言行的儇佻轻薄而招致奇祸者，并不少见。而张晓舟的短文之所以惹来这么大的麻烦，也实在因为其为文之佻薄。这也并不是个别现象。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种“油滑文体”大行其道。在娱乐界，在体育评论中，在文坛上，这种“油滑文体”都不难见到。一些人，已习惯了以油腔滑调谈论一切问题。不管这问题本身多么严肃，他也敢像谈论短裤胸罩一样地谈论它；不管这问题本身多么重大，他也敢像评说邻居的发型似的评说它。将肉麻当有趣，将无聊当机智，还自以为在幽默。此种文风的兴盛，与王朔的横空出世，应该颇有些关系。

　　话又说回来。我虽对张晓舟文风不无反感，却并不反对其所有观点，而他文章中对足球看客的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批评，尤其令我欣赏。体育的极度政治化，已意味着体育的异化。每当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赛事在中国举行，就成了一些人表现和发泄他们心中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良机。如果那对手是日本，就更成为令警方十分头疼、如临大敌的事情，需派出大量警力，以避免闹出“外交风波”。网上有人骂张晓舟为“卖国贼”。其实，区区一个体育记者，哪有能力卖国。倒是那些一心要在赛场上闹事者，实实在在地在祸国殃民。他们动辄让政府和警方付出大量人力物力，严重损害了“泱泱大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不仅重庆有这类人，哪个省市都有。也不仅只在体育赛场上活跃着这类人，许多场合都有他们的身影。几年前，南京一家餐馆里，一位正就餐的外国人被几位勇士扭送派出所，原因是这外国人的T恤衫上写着数条对中国人的告诫，诸如“不要向外国人打听收入情况”、“不要对外国人说晚上没地方睡觉”、“不要对外国人与中国人不同收费”等等。就是这些告诫，激怒了那几个勇士，以为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侮辱，非要这外国人道歉不可。至于那告诫是否有理，则似乎根本不是问题。类似的“近乎无事的悲剧”，这些年在许多地方都发生过。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在公共汽车上看见小偷把手伸进别人的口袋，会把眼睛移开；他们看见流氓强暴妇女会双脚抹油，溜之乎大吉；他们在河边看见小孩落水，会袖起手来，作壁上观……然而，如有外国人在中国的言行令他们感到了“不敬”，甚至仅仅因为外国运动员在体育赛场上赢了中国运动员，他们就目眦尽裂，摩拳擦掌。——每当这种时候，他们就表现得特别勇敢。

　　还是回到重庆吧。我以为，即便张晓舟那篇短文有些轻薄，即便张晓舟短文的观点全是错误，重庆也实在不必如此“是可忍，孰不可忍”地激愤。须知重庆是“山城”啊，理应有山的沉稳和厚实。如果重庆人民认为张晓舟的短文对重庆构成了伤害，那么我想说：重庆人民在这篇千字短文面前表现出的慌乱、狂暴，对重庆构成了更大的伤害。

　　最后，愿张晓舟们以后为文少一点轻佻，愿包括重庆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在心态上多一点健康、理性和大度，愿“泱泱大国”日见其泱泱。

　　

　　王彬彬：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著有《文坛三户》、《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为批评正名》、《往事何堪哀》、《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