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很小就读过浩然的作品，也很快就把这位作家忘掉，但浩然的去世仍让我感到一阵怅惘。这怅惘就是，在自己求知欲最强的少年时代，却没有读到那些最好的作品。尽管长大以后有了更多读书机会，但那种感觉已永远比不上儿时的敏锐了，因为在一个人的少年时代，往往是通过文学来理解人生的。

　　我们经常怀旧，是因为某个事物与我们自己的一段儿时经验相关，而不是引起记忆的事物本身。正如一个人对一块麻饼的怀念，其实是缘于儿时的饥饿记忆，它本身的滋味却并非如后来的记忆般美妙。人们常慨叹，今天市场经济下的人越来越重物质，轻精神，但精神的贫乏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凡是文革的过来人都还记得，在那个文化荒芜的年代，全中国就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

　　这一个作家就是浩然。张艺谋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片名取自唐末黄巢的诗句，其实在同一首诗里，那个想当皇帝的落第秀才更霸道的诗句还是“我花开后百花杀”。八个样板戏和浩然作品便是如此，比如按照有的文学史的说法，浩然的代表作《艳阳天》中的主人公萧长春“是被作为带领群众向反革命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联盟进行斗争的农村英雄人物来塑造的”。由于这些文艺作品亦步亦趋地诠释了阶级斗争哲学，代表了文革时期对封（中国传统文化）、资（西方文化）、修（苏俄文化）文化的全面专政，对人的心灵的全面专政，因而曾一度独霸文学艺术的舞台，使公众的精神贫血到极点，到最后，只遗下全国人民都在讽刺地念“谢谢妈”的辛酸笑谈。

　　文学作品的价值是要由时间来检验的，今天看来，浩然作品讲述的都是斗争主题，通过对生活的非个人性的图解，将人性之恶合理化和简单化，要么是阶级之间的敌我矛盾，要么是集体对个人的人民内部矛盾，以一种类似崇高的精神，描写被规定的现实，或者被认定的终极真理，从而扭曲和简化了参差复杂的生活。迄今我还记得，文革后期第一次读到鲁迅的《野草》，就为作品所表现的不朽的现实性所震惊，感觉到像是为当代人写的。从此便坚信，真正的文学永远是从个人角度、从不那么美妙的一面来表现生活的。像浩然一类作家的作品，可以说基本上是一种反文学的东西。

　　即使撇开其中的阶级斗争不谈，浩然小说对合作社的讴歌也是成问题的。合作化运动是当年计划经济的产物，体现的是身份社会（社员），不是现代契约社会（雇员）。在这个社会里，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具有一个目标，个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哈耶克说过：“要做一个集体主义社会里有用的成员，他必须具有很明确的品质，这些品质又必须通过经常不断的实践来得到加强。”不能不惊讶于哈耶克的洞见，因为当年此类作品中，正面人物便都是这样塑造的。而《艳阳天》较同类小说更为“明朗”的原因就是，主人公的爱情具有更“明确的品质”，更加具有斗争性，而缺少个人性。记得当年读此书，直到长辈要萧长春考虑个人问题时，旁边的焦淑红“像燕子钻天”般地跑开，我才感到一点爱情的意味。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社会进行全盘设计和统治的做法已经在逐渐消退。从废除人民公社，到政府色彩较浓的市场经济，再到服务性政府的构建设想，我们正在一步步远离那种建构主义的思维，回归到每个人各自的生活目标。那么，像样板戏和浩然一类作家的作品，今天还能向我们讲述些什么呢？

　　常常在想，当代文学史为什么还要讲此类作品？说到底这些内容应当是历史学或政治学的范畴，不是文学的范畴，因为即使客观地分析这些作品，得出符合时代精神的结论，一个人仍然不能从这些作品中知道有独立价值的文学为何物。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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