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已经在雨季的末尾了。雪茄色的阴云下，加勒比的海水几乎是黑色。
在与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直接对峙中，古巴，这个西半球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了将近50年。
2月25日，劳尔·卡斯特罗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古巴完成了最高领导人交接班。菲德尔·卡斯特罗退休了，美国期待的“巨大的变化”并没有发生。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古巴是美国的后花园，那时候美国进口的福特、凯迪拉克轿车，现在依然开在古巴的街道上；六七十年代，古巴成了苏联与美国冷战对峙的最前线，那时候苏联援助的拉达、波罗乃兹轿车，现在依然开在古巴的街道上。
但1991年苏联解体了，援助取消了，国际蔗糖价格暴跌又使古巴制糖业一蹶不振，古巴的经济失去了重心。
陈久长大使回忆，在1990年至1993年古巴最困难的时期里，“许多人议论卡斯特罗会不会成为齐奥塞斯库第二”。那时，中国驻古巴使馆甚至开辟了自己的菜地，以应对市场短缺。
穷则思变。1991年，卡斯特罗在古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将“对外开放”定为基本国策；“有限度地、有步骤地”发展私营经济，培植小规模市场，促进农产品流通；古巴开始允许美元在古巴市场流通；他们还对外资开放了部分行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的翻译本公开出版发行，卡斯特罗强调，中国改革的经验对古巴很重要，“特别是农业生产和经济特区建设的经验”。“四条街市场”是哈瓦那为数不多的几家农贸市场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大约100个摊位，并没有满，但是叫卖声一直沸腾着。
“市场经济”是这里的准则。摊主自主进货，自负盈亏，交了摊位租金，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卖橙子的少年马尔罗从关塔那摩来到哈瓦那，运气好时，一天能赚到200多比索，相当于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
最重要的小本子
米莉安一家住在“美洲棒球场”附近。米莉安的父亲是国营企业的副总经理，全家月收入800古巴比索(约240元人民币)。这在古巴已算高收入，古巴的平均工资大约只相当于100元人民币，即便卡斯特罗，月薪也只相当于人民币300元。
房子是国家分配的，电冰箱、电视机、电风扇也都是。和大多数古巴家庭一样，缝纫机加上蓝色塑料布用作电视柜，冰箱的门关不上了，就焊上一个插销。
而国家配发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个绿纸皮的小本子。
本子的第一页，登记了全家的人数和年龄，第二页登记着每人每月可以分得的物资，包括：3.5公斤米，0.7公斤黑豆或红豆，2.5公斤糖，1块肥皂，10个鸡蛋，0.25公斤菜油，1包咖啡，1公斤鸡肉。
每个月头几天，米莉安和妈妈一起拿着小本子到附近的“国营供应点”，只要有这些物资到货，他们就以国家统一规定的便宜的价钱购买。
“前两天菜油还没有到货，不知道这两天来了没有。”米莉安的母亲摇摇头，说，“本子上的东西，基本上够全家吃一个星期，其他的就要去‘黑市’买了。”
“卡斯特罗的革命”
米莉安的父亲刚刚得了一次感冒。在Zemo医生的诊所，米莉安的父亲花了大约3块5毛钱人民币，这是3针青霉素的钱，在古巴各级医院，所有的检查、诊断都是免费的。
Zemo是这片社区120户家庭、600多人的“家庭医生”，病人只有经过家庭医生诊断之后，才可以进入上一级综合诊所或医院医治。
米莉安的父亲对国家的医疗制度稍有微词。“住院是不收费，不过要想有好一点的康复条件、好一点的伙食，也需要付费。”他说。
不过，菲德尔·卡斯特罗依然认为：“在最近几年卫生领域采纳的众多建议中，也许没有一项像家庭医生这种制度更能得到这样大的社会成就和医疗界的反响了。”
“很多古巴人和外国人，看见我们的医生、教授为他们服务，分文不取，他们就明白了，这就是古巴的革命，卡斯特罗的革命。”古巴律师Rodolfo Davalos Fernandez说。
古巴“革命广场”，一次百万人集会刚刚结束，几名工人开始拆除为阅兵而搭建的观礼台
“到处都是社会主义！”
哈瓦那的“涉外出租车”上，总会有张简单的表格和一支笔，司机要记录下每一单生意旅客的人数以及出发地和目的地等等，以应对随时可能遇到的检查。中国留学生沈青山介绍，这是为了“防止挖社会主义墙脚”，因为出租车公司是国有的。
用外汇券CUC的商店，只接待外国人的酒店，只准外国人就餐的酒吧，分割出了一个不完全属于古巴民众的世界。
因为石油短缺，卡斯特罗一声号召，古巴所有的公车私车，都招手即停，只要顺路，谁都可以搭车。
公交车站总是排着长队，因为很久才有一趟车；冷饮店前总排着长队，约3毛钱人民币的冰激凌总是稀缺。在哈瓦那，革命几十年来，除了最近一些新建的酒店、一个商务中心、一所新的大学，几乎就没有什么新建筑。
根据不同的行政级别、工作岗位，古巴制定了19级的工资标准。全古巴劳动者，同级别就拿同样的工资。
吴洪英研究员用“低水平下的平均主义”概括古巴的各项社会分配制度；曾在中国留过学的古巴人SraTaoLi说：“古巴人生活很愉快，有酒有饭，有学校，有医院。我们过得安静，没有枪，没有毒品。”
“这个国家到处都是社会主义！”在古巴生活了17年，多次担任卡斯特罗中文翻译的王政感慨。
“怎么可以存在私营的经济”
陶锦荣1993年到哈瓦那的“华区”(唐人街)开了一家以“天坛”命名的中餐馆。那里是整个古巴惟一存在私营经济的地方，总共6间中餐馆。
“地方是政府的，管理是自己的，饭店的产权也是自己的。”陶锦荣说，“这可以说是古巴政府给中国人的特权。”
2005年，有古巴人去古巴外交部门外抗议，“他们质问，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以存在私营经济，为什么只给中国人这个待遇？”
“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措施，都是一种谨慎的调整。”吴洪英研究员说，“后来又逐步回收。”
政策回收部分是因为腐败的重现。而高官的腐败更为卡斯特罗所担忧。1992年10月，政策调整刚刚展开，就有古共政治局委员因受贿被开除出党。2001年3月，古巴渔业部长被免职，因为该部职员“收受非法礼品”。
“古巴领导者开始犹豫：这样的改革是否得不偿失？”陈久长大使说，“对古巴来说，改革有两个前提，一不能危及政权，二不能动摇民众的社会主义信仰。”
“古巴有三个基本点：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和古巴人民的团结。”吴洪英说。
劳尔·卡斯特罗在2006年接管国家事务之后，在不偏离原有大政方针的基础上，他重新启动了一些先前的改革开放政策。
去年7月26日，劳尔号召古巴全民对古巴今后的政治经济发展献言献策，收到了多达120万条的建议。从建议看，古巴百姓希望进一步发展私有经济、改善住房条件、发展公共交通、提高工资待遇、允许私有财产自由买卖或转让等等。借鉴中国和越南的经验，国有企业改革正在古巴试点。
傍晚六点的光景，哈瓦那灯塔亮起来了。灯头旋转，远远望去，灯光时而冲破浓云，时而又沉溺在暗夜中。
潮涨潮落。加勒比的海浪，冲上岸堤，正冲刷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与未来。
据《南方周末》
哈瓦那最大的外汇商场的服装区
“政治严格，但社会氛围宽松”
“古巴面临很多困难，经济也的确落后。”前中国驻古巴大使陈久长介绍，“但古巴共产党还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一是因为社会公正，二是因为清正廉洁。”
卡斯特罗的9个子女，“没一个在做生意，也没一个当官”。1992年7月，古巴媒体曾报道，古巴官方以“工作无效率”为由，撤掉了小卡斯特罗在国家原子能委员会执行秘书的职务。
古巴政府拥有3辆奔驰，用作礼宾车。此外，所有官员的配车都是没空调的拉达。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赫，仍住在破旧不堪的祖宅，也没有警卫，妻子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在陈久长大使看来，古巴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政治严格，但社会氛围十分宽松”。“古巴执政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但古巴共产党执政的几十年间，可以说在政治上没有欠账，没有得罪任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