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公布所有党政领导联系电话和职务分工情况后，昆明昨日又公布了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438名代表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和联系电话，其中包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和各专工委主任的联系电话。据悉，此举是为了更好地让人大代表成为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2月28日《新京报》）

　　昆明在政务公开和公民参与权力监督的道路上又前行了一大步，甚至可以这么说，此次公布人大代表的联系电话，比之前公布党政领导电话号码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因为从权力架构上来说，人大代表是直接向广大选民负责的，而政府部门又向人大负责，选民则通过人大代表来监督政府的行政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监督政府部门最有效的途径并非拨打政府部门领导的电话，而是直接找对应的人大代表。

　　昆明连续公布党政领导干部和人大代表的联系电话，已经清晰地描述出了一个公民有序行使权利的渠道——倘若有自身的问题需要解决，可以向政府部门领导寻求帮助；如果政府部门未能妥善给你解决问题，你又可以很方便地找到相应的人大代表，通过人大代表来监督和约束行政权力。这样的制度安排，事实上已经通过一个相对完整的链条，将监督权力的遥控器交到了每一个选民手中。

　　并且，由于电话的相继公布和媒体的广泛报道，昆明的政府部门和人大代表事实上已经主动给自己套上了权力的紧箍咒。在媒体与公众的高度关注下，在每一部电话随时都会响起的压力下，政府部门和人大代表都将更谨慎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而有了通畅的渠道，公众也会乐于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通过这一部部电话来监督政府部门乃至人大代表。因此，昆明相继公布党政领导和人大代表的工作电话，事实上营造了一种难得的公民社会形成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政府部门、人大代表都将学会时时刻刻在公众的监督中行使手中的权力；而公众也会在这种氛围中养成随时监督权力的良好习惯。而这一切，正是公民社会形成和权力有序运行的坚实基础。

　　或许昆明此次公布的人大代表联系电话依然会有打不通或打通了却没人接的现象，或许这次的公布电话也会引来舆论在党政领导电话公布时类似的质疑，但正所谓瑕不掩瑜，昆明从制度上完善权力监督的善意依然值得肯定和推广。多一点宽容吧，当这个权力监督制度逐渐成熟起来，我们收获的，将不仅仅是那一个个公布在媒体上的电话号码。

　　（陈强）

　　■第三只眼

　　期待“昆明新政”

　　尽快在全国推广

　　■第二落点

　　不少评论家在论述昆明新政时认为，叫好声反映了民众对政府的监督饥渴和信息交流渠道的堵塞等。诚然如斯。可如果深究起来，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即选民和人大代表之间的沟通不畅造成的道德风险越来越大，到了急需化解的时候了。

　　选民在选举某一位人大代表时，实际上如同和这位人大代表签订了合同：人大代表必须承诺要传递民众呼声，伸张选民利益，监督政府权力，选民才会支持他，才会投他的票。

　　按照这种制度设计，当选的人大代表必须定期深入到选民当中，了解选民的生活状态，倾听选民的心声，与选民深入交流，把选民合理的利益诉求写进议案，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交。可现实是什么呢？由于种种原因，不少选民根本联系不到自己辖区的人大代表，很多利益诉求无法申述，选民和人大代表之间的联系纽带出现了断裂。

　　选民有了人大代表的职务、工作单位和联系电话等，必然一定程度上化解道德风险——选民可以了解一个人大代表的履职情况，是否称职，最后决定下届人大选举时是否选他。这样可以选举出合格称职的人大代表，从而推动人大代表会议制度逐步进步，各方利益达到均衡。（东方晦）

　　公布电话化解了道德风险

　　昆明新政可以看作地方政府创新的一个典型案例。政府创新包括政治创新、行政创新和公共服务创新。诸如政务公开、政治参与、政治透明等都属于政府创新的内容。昆明市公布官员和人大代表的电话，有利于公民对政府进行监督、有利于民意通过人大代表更顺畅地表达，这显然是政治创新的内容。

　　政府创新应当有两个条件：一是富有责任心和进取心的官员推动，二是公民的政治参与需要。一方面，昆明新政正是个性官员推动的结果，本质上正是政府创新对官员责任心和进取心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关心政治、公共参与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这是政府创新现实的推动力。可以说，昆明新政是公民政治参与热情与个性官员共同作用的结果。

　　1999年1月23日，贵阳市实行人大旁听制度——凡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市民，都可自愿报名参加旁听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并可在会上作简短发言——同样引起强烈反响。此后，这一制度获得地方政府创新奖，并在全国推广。现在，同样是政府创新，昆明市向社会公布官员和人大代表电话的做法，会不会像贵阳市人大旁听制度那样在全国推广？对此，我们抱有很大的期待。（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