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一小区2楼住的是一位老师，姓戴，3楼住的是原栖霞某局局长，叫余大卫。戴老师退休后专心炒股，在街坊中小有名气。余大卫以女儿的名义开户，全权委托戴老师炒股，可投入的96万元两年亏损了51万，余大卫遂一纸诉状将戴老师告上法庭。今年2月27日，这一委托炒股合同纠纷案在南京市中院二审开庭。

　　退休老师帮邻居炒股

　　戴老师和余大卫都爱晨练，见面常聊上几句。2003年3月的一天，两人晨练时又聊开了。余大卫说，“我夫人也在炒股，可经常亏损。你整天待在大户室，能不能帮帮我？”戴老师回答说，“我只能向你推荐好股票，你自己买卖吧。”余大卫说，“我不大懂，也没得时间，干脆你替我做吧。”戴老师最后同意了。

　　2003年4月16日，余大卫的妻子来到大户室，告诉戴老师，“我已以女儿的名义开了户，以后由你帮我操作。”当天她在资金账户上存入39万元，同时告诉戴老师交易密码。在以后的98天内，余大卫的妻子共存入96万元。

　　股市跌不休，邻居撕破脸

　　股市里有句行话，叫选股不如选时。余大卫委托戴老师炒股，大笔资金杀入股市，可惜不逢时。2003年4月16日，他投入第一笔39万资金时，正是当年股市最高点，此后便连连走下坡路，账面资金不断缩水。到当年11月18日，账面只剩63万余元。

　　戴老师也有些不自信，就代余大卫女儿签名，与南京一家著名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朱某草签一份协议，请朱某来操盘。协议规定，朱某操盘10天内，账面资金必须达到70万元，40天内必须达到80万元，否则终止协议，朱某的6.4万元保证金也不再退还。朱某同样时运不济，10天后，不仅没赚钱，反而亏损了8000多元。随后，协议终止，戴老师将朱某的保证金打入账户，算是弥补亏空。

　　此后一段日子，大盘直线下跌，戴老师硬着头皮惨淡经营。撑到2005年6月，大盘下跌到十年新低。余大卫一看账面也急了，当初交付的96万多元现金，现在账面上已亏了51万元。他决定炒戴老师的鱿鱼。

　　2005年10月11日，余大卫带着两名男子，来到戴老师的大户室，不客气地说，“密码已经改了，以后不需要你操作了。”并要戴老师在一份终止协议上签字。

　　过了段时间，戴老师吃惊地发现，自己的股票账户被白下区法院查封了。他跑到法院，人家告诉他，有人告你，不仅股票账户，连同你的房产也被资产冻结了。原来，2005年12月6日，余大卫已以女儿的名义将戴老师告上法庭。说来奇怪，这一天沪市大盘指数为1074点，是个大谷底，随后，行情开始走牛，一直冲到4000多点。

　　“唉，他要是不撕破脸，我帮他买的股票，现在值400多万元了！”昨天，在长白街海通证券大户室，戴老师顿足惋惜道。

　　判输后，老师提出抗诉

　　2006年3月2日，白下区法院做出民事判决，认定账户亏损是因当年股市整体下滑所致，非戴老师个人过错。原告不能证明戴老师作为受托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因此，判定戴老师对因股票市场风险而产生的经济损失不应承担责任。尽管未征得委托方同意，戴老师将账户委托朱某操作，但此后将朱某的保证金打入账户，足以弥补损失，故戴老师无需进行赔偿。因此，法院驳回余大卫女儿对戴老师的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06年7月27日，南京市中院做出与一审截然不同的民事判决，认定戴老师未经委托人同意，擅自委托朱某进行股票买卖，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戴老师自己承担。法院认定转委托期间，账户损失34.6万元，该损失应由戴老师承担赔偿责任，判决戴老师败诉。

　　戴老师不服提起抗诉。省高院将此案转给南京市中院，前天上午，中院二次开庭再审。

　　庭审中，因原告律师提出要提供一份录音证据，法院将择日开庭继续审理。戴老师怀疑，“这录音内容可能是账户亏损严重时，余大卫来找我，说他老婆急得要上吊，我当时说我可以赔他点钱，以弥补他的损失。他是偷偷录的音。”

　　“好几人委托他炒股亏了”

　　对这场因委托炒股引发的官司，余大卫也有很多话要说。昨天，他向记者倾诉心声。

　　“2003年4月，我与戴老师是楼上楼下的好邻居，看他炒股买了两套房子，很富有，觉得他很有本事。我与太太就拿出家里的积蓄30多万元，又与太太的几个亲戚联系，让他们拿出60多万元，凑成96万元，交给戴老师，全权委托他代为炒股。当时他承诺保本分利。即使炒得最差也只是损失银行利息钱。可气的是，他不仅炒亏了，还背着我们，私下委托别人代我们炒股。这期间，他把房子出租了，我们也见不到他的面，后来一查账，才发现已亏损51万元，这才赶快终止委托。”

　　余大卫气愤地说，好几个人委托他炒股，都被他炒亏了，相信法院会做出公正判决。（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快报记者 赵守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