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不抵债神话难再

　　[发展的真相]

　　[集体的真相]

　　发展的两大“外援”

　　在人民公社土崩瓦解，土地联产承包制成为潮流之际，南街村却选择了走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南街村把村办企业迅猛发展的原因归之于“毛泽东思想”。从此，自“文革”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14亿。“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的速度。

　　然而，“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

　　■内容提要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星少一颗，就意味着少一项福利。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这几处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

　　1999年，王宏斌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南街村还上马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分割要求。

　　吊诡的发展速度

　　在举世瞩目之下，南街村像一个被急骤吹气的气球迅速胀大。1990年初，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集团雇佣的员工已逾万人。

　　“那时是需要什么，咱就建什么。”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说。一时间，方便面厂、啤酒厂、调味品厂、印刷厂等迅速拔地而起。然而，除了调味品厂、面粉厂及印刷厂等少数几个企业效益还算可以以外，其他企业绩效平平甚至亏损。

　　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4100万，1991年是1.01亿，1992年是2个亿，1993年是4.2亿，1994年是8个亿，1995年是12个亿，1996年是15个亿，1997年16亿，1998年16亿，1999年14.2亿，2000年是14亿。

　　“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深圳。2007年，集团声称销售收入14亿，利税7000万。

　　南街村的发展速度，动力从何而来？彼时铺天盖地的宣传，几乎主要是两点：南街村选择了集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南街村民不同的是，外来员工并不能享受到南街村“低工资+高福利”的待遇，他们只能拿“低工资”——150元―300元/月。

　　资不抵债的南街村集团

　　在南街村连生产投资都主要靠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其仍然大量进行非生产性投资。1993年办南街学校投资5000万元，1995年办幼儿园投资1500万元，1998年，号称将耗资5000万的南街村“长城”和朝阳门等也开始兴建。

　　然而，在1998年之后，南街村经济发展开始连续下滑。2004年，甚至发不出员工工资，多条生产线停工。

　　南街村啤酒厂（漯河南德啤酒有限公司）的建立，是南街村迅速膨胀的产物之一，也是南街村集团最明显的一个败笔。该啤酒厂填报于2006年4月24日的《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报告书》及截止于200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均同时标明该厂“负债总额”为2亿6千万余元，而其“资产总额”仅为1亿1千万余元——这意味着该厂实质已经资不抵债。

　　啤酒厂只是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一个缩影。一名熟悉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人士告诉记者，“1998年之后，效益最好的是2001年，集团号称纯利润1亿多，但如果将银行贷款本金利息等计算在内，当年整个集团还属于亏损的状态。”

　　知情者称，南街村集团从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记者得到确凿的消息称，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

　　面对窘境，2003年前后南街村集团开始将经营权下放到各个企业，希望各厂“自谋生路”。

　　河南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的“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出工厂；他们强调着自己的集体主义，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资，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然而，就在改革开放进入30周年之际，突然有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样板村早在三年多前（2004年11月）就进行改制，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工资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称呼是“班长”）名下拥有9%的股权，“共产主义引路人”变身“红色资本家”。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改制的《第一财经日报》宣称：“南街终结”了。南街到底怎么样了？记者试图拨开其中的迷雾。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也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

　　南街村以自称坚持“毛泽东思想”而闻名

　　再集体化之路

　　“毛主席共和国”

　　“月薪250元”的真相

　　否认“改制”

　　“共产主义”背后的秘密

　　毛泽东高大的雕像竖立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的中央，标志性地伸出他那指引民众向前的右手，在他身后不远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环绕周围……2008年，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时间仿佛停滞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但矗立的高楼大厦及来往的汽车都在不时地提醒着人们，时光并没有倒流。

　　2月3日，村民张大爷家领到了村里分发的一块带一只脚的猪肉，20斤。这是南街村分发给汉族村民的年货之一。对于张而言，他有权决定这块猪肉的烹调手法，或炒，或炖，或腌；但是，他无权选择这块肉的重量。在南街村，食品实行的是供给制，这是村民享受的14项福利之一。除了食品外，诸如住房、家电、医疗、求学等也属于福利供给的范围。

　　自1993年起，村民几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楼房，用上了如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电。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们的，村民拥有的仅是使用的权利。如果哪一天，村民违反了如“村规民约”上的规定，他们对这些物品的使用权或原来享受到的福利将一项项被剥夺。

　　行使这一权力的人，主要是被村民称之为“班长”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20多年来，王自始至终都是南街村最有权势的人。20多年前，王带领村民走上了致富之路，至今，他还在带领着这个队伍向前。

　　一直以来，南街村对外宣称他们信仰的是毛泽东思想，将为建设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被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20多年来被地处中国中原的几千农民自称热切向往并为之努力。

　　直到2007年8月，原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支行营业部主任关某，因挪用公款及金融凭证诈骗等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此事虽与南街村并无瓜葛，却引起了南街村观察者们的注意，观察者获得一个意外的发现：在2004年，经年坚称抵制私有制的南街村，却在法律意义上接纳了私有制。白纸黑字、红章指印，证据确凿。彼时，反映在财务账面上的南街村集团，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

　　“欠债”“改制”只是南街村众多秘密的一部分。

　　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

　　1977年12月，26岁的王宏斌当上了南街村党支部书记。当时，他还叫王洪彬，参加工作时的第一学历是初小（相当于小学三年级）。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中部，隶属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因地靠县城，南街村民多是亦农亦商。王宏斌当年放弃了父亲给他争取的到城里的工人指标，毅然回到农村当上了农民，19岁被选为南街村一队生产队长。

　　1980年，南街村干了一件大事。村集体办起了一个面粉厂和一个砖厂。这是在王宏斌的带领下，南街村走向致富的第一步。

　　为了筹集建厂的款项，村干部们主动借款交给集体，王宏斌甚至变卖家产，直到“家里已没一件值钱的东西了”。在为了集体拼命的干劲下，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在南街村建成。在地处省级贫困县的农村，南街村当年创造了一个令人艳羡的数字：40万元。这是两个村办企业的工业产值。

　　1981年，推行了20余年的人民公社在中国土崩瓦解，南街村的村民们顺从了历史潮流，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制度。然而，由于亦农亦商传统的影响，土地对村民的意义不是特别大。“村民们在县城做小买卖赚来的钱，甚至比务农还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承包到户的土地，因此大量荒芜。

　　村办的面粉厂和砖厂，也承包给了个人；然而，承包出去的面粉厂和砖厂让承包者发了财，他们却因经常不发工资、不上缴利润而引起众怒。村民们开始咒骂领导无能。面对这种境况，以王宏斌为首的领导班子决心改变现状。1984年，南街村党支部决定收回面粉厂和砖厂，继续由集体承包；面对大量闲置荒芜的土地，村领导又作出决定：将耕地逐步回收，进行集体经营。

　　1986年农历二月初五，王宏斌开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诱人的一大举措：他和同伴贴出了“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

　　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

　　……

　　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

　　三、土地交给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

　　……

　　集体供应面粉，又能参加村企业得工资，告示最先吸引了劳力少、孩子小、缺农具和人口比较多的农户。逐渐地，村民们交出了手中的土地，并因此而得到了集体的保障。彼时的王宏斌就像一个牧羊人，希望村民这些“羊群”进入集体的羊圈内呵护他们。交出手中的土地，就能进入羊圈的门。

　　找到“毛泽东思想”法宝

　　将面粉厂、砖厂收归集体，又将承包到户的土地再次集体化后，南街村开始走上了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1984年，南街村工业产值达70万，1986年，村办企业的产值则达到了320万元。

　　一个中原农村获得如此发展，南街村取得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彼时，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也让以王宏斌为首的村领导集体感到困惑。

　　“80年代末，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陷入了思考，南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猛然间，他觉得眼前亮堂起来，一轮圆月正高挂天上。”一本讲述南街村的书如此描述。王宏斌找到了“信仰”——毛泽东思想。

　　“宏斌书记是找到了法宝，”知情者称，王一开始并没有坚定要信奉毛泽东思想，而只是利用其来调整南街村内紧张的干群关系，惩治那些不服从领导的村民。

　　很快，在南街村，学毛选、唱革命歌曲迅速蔓延开来；广播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开始传唱；也大学雷锋精神，培养吃苦精神，并大力提倡雷锋的集体主义和傻子精神。南街村领导层提出的一句口号是“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是最后属于傻子的”。村干部们也自称是“二百五”的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月薪仅拿250元。

　　从此，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与大搞崇拜毛泽东思想运动相伴的是，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彼时亦属于快速发展时期。早先就利用信贷资金等银行贷款为集体经济奠定基础的南街村，在1989年集体经济产值达到2100万元。

　　“班长”王宏斌,南街村“神话”的缔造者

　　南街村现象引起关注

　　南街村的成就，引起了一些领导的关注。南街村一时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典型。据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银行因此闻风而动，开始扶持这个典型，大量的贷款开始向南街村倾斜。

　　1990年9月17日，王宏斌在一次发言中说：

　　现在，咱南街要贷款不着什么难。前几天我们的副书记郭全忠、黄经理，在北京跟国家总行达成了协议，总行答应给我们贷款。当前各方面的形势对我们南街都很有利，各级领导、各级职能部门都想抓南街这个典型。

　　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号，并获得银行巨额贷款的南街村迅速融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彼时，中国社会上有一种思潮，“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南街村不但坚持“走集体主义道路”，而且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正好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需求。

　　彼时，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即南街村集团）已下辖有26个企业，其中5个是合资企业，3个与日方合资，2个与港方合资。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

　　1992年，南街村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村庄发展规划，并对“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线作了更为完整和系统的表述。当年，曾于1988年升格为党总支的南街村党支部，再次升格为党委，王宏斌依旧就任书记。

　　在南街村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规划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称，因“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敏感提法，曾使王宏斌等南街村领导层感到不安。但是，这一做法很获得了个别要人的肯定和支持。

　　建立“毛主席共和国”

　　1992年，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上竖了一尊毛泽东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之后，又在塑像两侧分别竖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同年，为了维护南街村及其企业的利益，临颍县公安局特意在村内设立了南关派出所。两年之后的1994年，将大量款项贷给南街村的中国农业银行，专门为南街村设立了一个支行。之后，漯河工商局南街分局也在南街村成立。除了这些，南街村还设有直属漯河市军分区的武装部（与县武装部平行），法庭、检察室、纪委等属于镇级的机构也在此设置。至此，一个拥有财政（银行）、武装力量（武装部、民兵营、派出所）、司法机关（法庭）、“法律”（“村规民约”）、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等设置的“小国家”现出雏形。南街村人自称其为“毛主席共和国”。

　　在这个“小国家”中，王宏斌是领导的核心。南街村人习惯称他为“班长”，这是因为毛泽东曾说过“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除了任南街村党委书记、南街村集团董事长外，王宏斌于1992年开始担任临颍县委副书记，这三个职务一直就任至今。

　　随着媒体宣传加剧，南街村声名鹊起。它被誉为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恩泽下，是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

　　王宏斌也因此被外人称为“南街村的小毛主席”。“他确实也在刻意模仿毛，深居简出”，熟识王宏斌的一名人士说，有一次一名从外地来南街村参观的老红军，看到在院子里植树的王后激动不已，宣称自己看到了毛泽东的影子，而南街村就是当年梦中的理想家园。

　　毛泽东像是南街村最著名的符号

　　一人说了算的集体生活

　　南街村的政治中枢是所谓的“三大班子”——村党委、村委会和村集团公司三个系统的高级管理干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性质的机构。实际上，这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在“三大班子”中，权力又向书记王宏斌集中。

　　南街村自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又开始逐步实行生活资料公有制。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需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

　　1993年，南街村建起了村民住宅楼，村民按人头数分配住房。到1998年，全村人搬进22栋楼房。将全部村民动员搬入居民楼之后，南街村实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目标——“要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王宏斌说。

　　至此，“羊群已进入羊圈”。南街村领导集体全面控制了村中的事务，大到集团企业发展战略，小到村民婚丧嫁娶。据称，用于保障村民的福利资金，一年至少需要2500万元。

　　“实际上，王宏斌可以一人说了算。”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说。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向这种“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

　　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原来的福利供给也被掐断。这几处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意即政治犯流放之地）。

　　一人决定的“永动机”项目

　　1999年，承认自己“一意孤行，独断专行”的王宏斌作出了一个决定，南街村要上马“永动机”项目。这个已经被科学原理及诸多实践证明不可能实现的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

　　这一事件的知情者告诉记者，为了上马“永动机”项目，王决定将一个盈利前景看好的冷库改造成项目研发基地。

　　经过几个月的研发，所谓的“永动机”得以生产出来。南街村为此买来了三台新的奥迪轿车用于实验，但将发动机拆卸后装上“永动机”的汽车并不能正常启动，轿车报废。

　　王并不因此灰心，“永动机”项目的几个负责人声称，之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神助，“如果能迎来八仙相助，永动机将获得成功”。

　　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彼时的南街村在村委大院的几个楼房的顶部，安装上了10余盏探照灯，加以各种小的彩灯，一共“九九八十一”盏。晚上，村委大院灯火通明，探照灯光直射天空。不知道的人都认为这是为了营造“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的景象，“实际上那是为了恭迎八仙下凡”。

　　知情者称，王宏斌认为“永动机”研发成功，不但可扭转南街村陷于颓势的经济状况，有了钱——还可以先收购一个镇，复制南街村的模式，然后再收购一个县，收购一个省……最后，让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永动机”项目并未给南街村带来任何经济效益，2003年左右，南街村才声称“被骗了”，还为此赔进了2000余万。王并未因此而承担任何责任。他在一次大会上公开作了检讨而获得了村民们的原谅。然而，至今仍有人提出质疑，“这是不是南街村有些人故意设下一个局，把钱‘造’走了？”这些疑问，至今成谜。

　　“月薪250元”的真相曝光

　　“三当家”王金忠的突然死亡，也为人们提供了管窥南街村领导集体成员不为人知的一面。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分割要求。

　　随着这些解构南街村自我宣传的事件接连发生，南街村的意识形态在此后开始向大环境做出妥协，开始将南街村的“成功”归结为“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邓小平理论、各级各界关心支持，再加上我们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南街村自称这是所谓的“外圆内方”。

　　彼时，王宏斌亦放弃了伴随他近半个世纪的名字——“洪彬”，将名字改为了现名。记者找到了直接促使王宏斌改名的当事人。他透露，有一次在深圳出差，知道王书记相信命理，即找到一名术士为其测命测名，“道士写了首藏头诗，大意是南街村和王书记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如果将名字改为‘宏斌’，南街村和书记可以继续辉煌”。

　　“改制”：谁的南街村？

　　王宏斌改名，并没有阻止南街村经济的颓势。

　　彼时，运营逐渐规范、并有几家已经上市的银行也向宣传坚持“红色路线”的南街村亮起了红灯。

　　为了增加收入，2004年南街村开始开发“红色旅游”，为了使游客在南街村旅游变成对共产主义的朝圣之旅，南街村复制了毛泽东故居、遵义会议旧址、西柏坡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景观。

　　2004年11月，在“法律意义”上，南街村宣告了其坚持“公有制”（集体经济）历史的终结。

　　在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上，形成了如下决议：

　　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南街村集团核实股东，为集体企业）将12648万元股本中的1809万转让给王宏斌、1206万转让给郭全忠、1206万元转让给贾忠仁、387万元转让给王继春，转让后的股本为8040万元。此外，原属集团子公司的4个企业，也将相应股本转让给该企业法人代表。

　　在第26次股东大会上，再次对此进行了确认。南街村集团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集体性质）变成了1名法人股东及12名自然人股东。除了中原工贸仍属南街村集体所有外，其余子公司已将股本转让给原来的法人代表。这12位自然人股东，都属于南街村“三大班子”的领导成员。

　　众目睽睽下的否认

　　在南街村集团提交河南省工商局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等级申请书”，以及新的“公司章程”及漯河信利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审计报告上，都证明了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的事实。此后，南街村的股东会议签章也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公章）盖章，变成了1个法人股东盖章及12名自然人股东的签名。

　　对于这一事实，王宏斌的回应只有寥寥数语：无稽之谈！

　　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则反问说：“这怎么可能？南街村还是坚持集体经济的道路”，如果他们在台上说的和台下干的不一样，他们在南街村一天也立不住脚了。雷说。

　　对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一事了解的时任党委办副主任王洪凯解释说，在变更时，工商局的人说集团公司应该有自然人股东，“所以就那么填了”。

　　记者从河南省工商局查阅的材料却显示，是南街村集团内部在2004年11月已经将股权结构、公司章程等变更完毕之后，才于2004年12月向工商局提交了变更等登记申请书。在包括《公司法》在内的相关法律中，亦无集团公司必须有自然人股东的规定。

　　此外，在漯河市工商局，记者查询到注册号为4111002103267、注册资本是8500万元，名为“漯河南街村全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家企业。在其股权结构中的23名自然人股东中，南街村“三大班子”的12名成员均是该公司股东，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在证明各南街村集团高管出资购买股本的“收付款项证明”上，王宏斌等12名南街村集团高管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手印。

　　“私德高尚的牧羊人”

　　村民们既敬又畏的“班长”王宏斌，还是被认为是一个至今无人替代、私德高尚的领导人。以他为核心的“三大班子”，有责任像称职的牧羊人般，为已进入羊圈门的村民们寻找水草、遮风挡雨。

　　2008年2月17日，春节还未过完，南街村已迎来前来参观的游客。游客们在南街村导游小姐的引导下，感受这里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取得的成就。南街村自称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建设共产主义奋斗了近30年。游客们在听着南街村的故事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也已到了30周年。

　　据《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