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章含之谢世。在厚厚的大红门所掩蔽的史家胡同51号，充盈了她生前相识或不相识的人的悼念之情。她去世所引起的震动，远远超过了25年前去世的她的夫君——尽管乔冠华曾任外交部长，并拥有著名外交家的头衔和“才子”的美誉。1983年，囿于当时的政治气候，48岁的章含之为自己夫君的谢世圈定了40个字的“通告”，媒体只能按部就班地刊登；今天，媒体对章含之的报道连篇累牍。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确进步了，另一方面也是章含之自身的功劳：她在晚年所出版的一系列作品，使她以章士钊的养女、毛泽东的“老师”、乔冠华夫人等多种身份进入人们的视野——普通人为她的传奇式命运感叹，历史学家关注她和夫君头上所笼罩的历史谜团。
私生女·章士钊·毛泽东
章含之一生传奇的帷幕，是从30年代上海滩一个俗得不能再俗的故事拉开的。一个出身低微、年轻美貌的女子与一位富家公子的爱情，使她以私生子的身份入世。母亲决心非父亲不嫁，而父亲也无可奈何，于是，一场赔偿官司开堂。母亲对父亲报复的砝码是：如果他不要这个孩子，那她就会被送给下等人；而父亲则宁愿以金钱抵偿也不愿意收留自己的孩子。章含之命运的转折点就在这一瞬间开始了：作为母亲的律师，上海滩大名鼎鼎的章士钊，将她收作自己的养女。
章士钊，一个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相融合的人物。上个世纪早期，他以“苏报案”震惊思想界，以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闻名教育界，以2万银元巨款赠与毛泽东、以鼎力营救李大钊而为中共所激赏，以为被国民党捕获的陈独秀出庭辩护而暴得大名，以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的高级顾问身份而名震上海滩。养父的种种，为章含之日后成为“名媛”铺平了道路。
按照一般词义的理解，名媛通常与深闺弄词、知书达理相关联。而对于成长在新中国的章含之来说，家学的素养和革命的本色必须结合在一起。以政治和革命为价值的取向，使她的命运——不论是婚姻还是政治生命——都与此相关联。
1963年12月，在共和国领袖毛泽东的生日聚会上，章士钊以毛的友人和著名民主人士的双重身份入席，而此时正在北京外语学院任教的章含之也陪同在座。毛泽东突然提出了要她当自己的英语老师的要求。于是，从1964年元旦后的那个星期日开始，章含之每周到毛泽东那里教英语，每次一个多小时。虽然章含之只当了半年毛泽东的“老师”，但此后她一直在毛泽东的视野范围之内，她命运选择的每一个关头，都能听到来自中南海的声音：
“文革”开始，章含之所在外国语学院风潮骤起，她给毛的一封信使她成为革命造反派的群众代言人。此后，毛要她“经风雨，见世面”，她进入8341部队管辖的农场；1971年3月末，经毛点将，章含之进外交部任英文翻译，尔后从科员到处长到司长；1973年，在她与乔冠华相恋之后，毛让她放外当女大使而为她所拒绝；1976年5月，中南海传出的毛对乔冠华的“借刀杀人”的批评，而终结了乔和她的政治生涯。
为毛泽东这样关注，在那个一切都是政治的年代，章含之注定要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
两次婚姻与政治
在与乔冠华结婚之前，章含之有一场失败的婚姻。“文革”前，章含之的夫君洪君彦少年得志，27岁成为北京大学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而章含之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也一帆风顺，1964年更成为毛泽东的“老师”。这珠联璧合的一对，如果没有后来的“文革”的政治因素掺杂在内，怎么说也会白头偕老。
美貌、聪慧的章含之，事实上有着极强的自主性格。这种带有单纯冲动的革命价值取向的女子，当文革风暴来临，如何要求她来承担自己的夫君是“黑帮”的事实？
不过，章含之对离婚与否犹豫不定，是毛泽东的一席话帮助她下定了决心。毛说：“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
其时，章含之与乔冠华已经情愫渐生，毛的这番话，让章“解放了自己”，成就了她与乔冠华。
那一年，乔冠华60岁，身为部长；章含之38岁，身为处长。即使抛开名誉地位的差距不论，年龄上的差距足以让人侧目。章含之虽经过犹豫，还是坦然地接受了。
章含之放弃了当大使的机遇，把所有的感情倾注在乔冠华身上。在度过了不愿回忆的1976年以后，她和乔冠华过上了平民的生活。史家胡同51号记录了两人心心相印的一切。
1983年乔冠华去世后，48岁的章含之一直沉浸在对乔的怀念中不能自拔。又过了10年，她才从这种失落的情感中逐渐走出来，把他们之间演绎的故事写出来，为乔冠华，也为自己，解脱。
带走了一段历史
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出版之后，章含之解释说，在北京好的房子都是大红门，大红门非常凝重、厚实，具有历史的沉重感。推开一扇大红门，我们就能看到一段历史。的确，在她的书中我们也读到了历史，但是终觉意犹未尽的是那两扇大红门只开了一半，令史家有思之枉然之感。
章含之不遮挡的是她在外交工作中的具体作为。赶上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凯歌行进的大好时机，她作为一分子，也为此尽到了自己的力量。在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代表团的活动中，她尽心尽职；在中美建交、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中，身为翻译的她展现了非凡的才华……
而她遮挡的是，身处“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指唐闻生、王海容)掌握”的外交部，身处政治漩涡之中她和乔冠华的作为。其实，种种迹象表明，当年嫁给乔冠华之后，章含之便不可避免地与各种权力、甚至是高层权力的争斗搅和在一起。尤其是在1975至1976年前后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和人事变动之中，乔冠华与当时政治舞台上的各种力量的真实关系是什么？他被毛以“借刀杀人”批评的行为，是属于自身的选择还是无奈的自保？还有，在这一过程中，章含之与唐闻生、王海容如何由友谊演变到竞争并超越了一般含义上的竞争？有论者说，“乔老爷”毁于“两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含之则屡屡提及：“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乔)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究竟是卿卿误我，还是我误卿卿？这一切，都成为谜团，令史家一头雾水。
徐庆全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
江苏媳妇
章含之的三次建湖行
章含之去世后，江苏省建湖县庆丰镇东乔村的父老乡亲也沉浸在悲痛之中。这里是乔冠华的家乡，章含之和乔冠华结合后共回过3次婆家。
1983年10月，乔冠华去世后，章含之来到东乔村，她想满足丈夫的遗愿把骨灰葬在建湖县的老家。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出来看她，把她前面的路围得都不好走了，按照乔冠华在村里的辈分，大家都喊她为“三奶奶”，她听了乐得合不拢嘴，说最爱听家乡人这样叫她。
出于对乔冠华的爱，章含之对建湖怀有特殊的情感，她经常用各种形式和东乔村保持联系，表示还想再回婆家，并且想晚年在东乔村“多住上一些日子，时间越长越好，做一回真正的东乔村媳妇”。
1990年12月，章含之第二次来到婆家，此时当地政府已在东乔村修缮了乔冠华的故居。章含之随身带了不少大件家具，把这些家具作为故居的陈列物品。她还带来了许多生活用品，准备住上一些日子。知道章含之要在老家住下的消息后，县里和镇上非常重视，抓紧时间对乔冠华的故居进行了整理，打算要在里面添置一些家用电器和家具，没想到章含之在北京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生气，说为她这样花钱费力实在是浪费。最后当地有关部门按照她的意思，什么东西也没有多置办。
章含之到东乔村时，大雪纷飞。和第一次一样，村里人扶老携幼在风雪中迎接她，穿着大红衣服的章含之劝大家赶紧回家别冻着，并亲切地叫着她认识的村子里的人的名字。由于健康原因，章含之在婆家住一阵子的愿望并没能实现。
2003年10月，建湖县举办经贸洽谈会，章含之作为贵宾受到建湖县政府的邀请，她第三次来到“婆家”。
乔冠华生前经常对章含之讲家乡的菜特别有味道，章含之每次回到东乔村时，都会到东乔村村民乔冠乾家请他的老伴为她做饭。第一回吃的是花生米菜粥，她吃得连连叫好，第二次乔家特别招待她一顿“青菜煮饭”和“扁豆荚子红烧肉”，她吃了同样开心。第二次吃饭时她含着眼泪说“我是代替老乔吃了老家的饭，生前他工作忙，经常说想念家乡的一草一木。”
(快报综合)
乔冠华深夜醉酒追含之
一代名媛章含之去世了，这个不平凡的女性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传奇”，她和乔冠华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是其中之一。章含之生前出版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生动地记录了这段恋情的全过程。
我在幸福之时却全然没有想到复杂的政治因素会渗透到我生活的每个细胞中。此时，我和冠华的感情逐渐在外交部领导层中有所透露。很快地，我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我的“朋友”、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向我发出了警告，说毛主席鼓励我、祝贺我解放自己，是希望我此后能为他好好工作，没有让我马上跳上乔老爷的船和他谈情说爱，同他结婚。言下之意是我如此放纵感情使主席很失望和生气。我被这意料不到的传话惊呆了，短暂的幸福又被这突然的袭击冲得荡然无存。
就在我再次彷徨时，发生了一件事才最后促使我痛下决心，不论前面有多少阻力，我将把自己的命运与冠华联结在一起。那大约是3月下旬，我参加了一位亚洲国家元首来访的工作。那天傍晚，毛主席会见。会见结束后，我们去大会堂整理记录并等待看毛主席会见的电影样片。当时毛主席会见的一切文字、摄影记录都是不过夜的。不论主席多么晚会见，都是连夜赶出记录。记得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来访时，毛主席是晚上会见的。会见后我们通宵工作把记录整理完后已是第二天清晨。
这一次待到一切工作结束时大约是凌晨三时。我先回到部里把记录稿交值班室复印。刚上到三楼，就见值班秘书焦急地在门口探望。他一见我上楼似乎见到救星一般急匆匆迎上来说：“啊呀，章含之同志，你可来了。我们到处找你！”我忙问出了什么事了。黎秘书说冠华从十二点左右开始打了无数次电话找我，说他到处找不到我，问值班室我到哪里去了。后来几次显然是喝醉了，说话都不清楚。最后一次讲了一半听筒就掉了。值班室只有黎秘书一个人，他不能走开，到处打电话又找不到我，急得他没有办法，他说：“怕乔部长喝多酒出事。”我一下子也慌了，要值班室帮我叫辆值班车去报房胡同冠华家里看看。我匆匆赶到时，冠华家的保姆开的门。她先指给我看书房桌上那个空空的茅台酒瓶，她说冠华开会回来后打电话找不到我就开始喝酒，最后全醉了，听筒掉在地上。保姆说她吓坏了，费好大力气把他扶回了卧室。我急忙去卧室看，冠华仰卧床上，一只手臂上套着他那件由抗美援朝时发的军用毯改制的晨袍袖。袍子随意搭在身上。他似睡非睡，嘴里还在嘟嘟囔囔。我心里一阵说不出的难过，我真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个经历了那么多风雨的人会在感情上如此脆弱，就因为一个晚上找不到我他就借酒浇愁，醉成这个样子。我轻轻地唤醒他，我说：“我来了，今晚主席会见。我后来一直在大会堂，不知道你找我。快起来，换了衣服睡觉吧！”冠华朦朦胧胧地睁开眼睛，看着我。突然他抓住我的手口齿不很清楚地说：“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躲着我！”我心很酸，眼眶又湿了。我知道他醉了，但他正是醉了就更是酒后吐真情。我说：“你喝醉了，真不该喝这么多，对身体不好。我扶你起来。”当扶他站起来时才发现他是把右臂伸进了晨衣的左袖中了，我帮他穿好衣服，他此时似乎清醒多了。我叫保姆拿杯热水给他喝，再用热毛巾给他擦脸。冠华仍是十分动情地抓住我的手说：“找不到你，我心里慌。现在见到你了，我没事了。你也快回去休息吧！以后到哪里去都跟我说一声。”
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深知我已无法改变我和冠华之间的爱情了。无论他在外交舞台上如何娴熟地驾驭外交技巧和手段，他在感情世界里却纯真得像个初恋的少年，也脆弱得像是在暖房中培养出来的小花。我不能再伤害他那颗真诚善良的心。那几天，我对自己充满自责。在几乎所有人的眼光中，我和冠华的婚姻是我高攀了蜚声中外的中国一流外交家，从而戴上了他的“夫人”的桂冠。很少人知道我当时的矛盾恰恰相反，是我能不能舍弃自己面临的政治机遇而甘心与冠华荣辱与共。但在冠华为我深夜醉酒之后，我醒悟到人生最为珍贵的是真情。我终于下决心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也将陪伴冠华终生。 章含之
（摘自《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