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百慕大”》之二

　　本来想在《文化人的“百慕大”》的第二篇里，谈谈文化人在诗歌话题前的尴尬与理念矛盾，但忽然有一点为难：既然谈尴尬和“矛盾”，肯定要举两极评价都很悬殊的作品为例，提出好的评价还好办，提负面的，许多人会不愿意。恰在此时，网上出大事了：以南京几个文人为首评选的“2007年度庸诗榜”发布的消息，本人一首诗荣幸地当选为年度亚军。这么一来，恰好解决了我的难题。

　　中国的诗歌传统源远流长，千百年来，文人们无论是否写诗，话题中必定有极大一块跟诗歌夹缠不清。古代还好，文人谈诗，虽有天分、境界、诗艺上的区别，总还有大抵相近的美学趣味罩着。可到了上世纪“新诗”出现，一切都不一样了。“新诗”不想再引经据典，想尽可能地再贴近一点当时的日常生活，也想在语言中能更自由地发挥作者的想象力。这后一点，是跟古诗的美学追求根本不同的。

　　但“新诗”在追求诗歌解放的同时，也带来了思维混乱，因为诗人们所借助的那些洋师傅，时代不一、美学追求各异，有的甚至相互矛盾，再加上当时的资讯匮乏、放在世界性视野下的诗歌史教育基本为零，这就给诗歌读者在“古典-新诗”的鸿沟之外，又增设了新诗内部不同美学理想间的鸿沟。所以一百年来的诗歌，从自由诗、新格律、民歌体、广场体、朦胧诗、第三代、泛学院、民间写作、现代诗（许多人误称为“口语诗”），几乎每一波潮流兴起，都折射了社会和历史的巨大变迁、人文趣味的激变，都包含了对上一代诗歌的修正和颠覆。诗歌的美学种类越来越细分，但一线诗人受到的责难、误解甚至敌视、恶搞，却也就越来越多。以本人赢得亚军的“庸诗”为例，这首诗的题目叫《杂事诗·抢自〈花火集〉》，只有四行，分两节，带点自嘲和反讽，说的是一个人，被邻居家办丧事时吹打的乐声打扰了一宿。深层意义则有两层：一、国人目前所普遍存在的，在处理自己的私欲时，对他人生活的不尊重与侵犯。二、哀悼死者的音乐，本来寄托了生者对逝者的缅怀和去彼岸的祝愿，但这缅怀和祝愿，此刻却伤害着我们此岸的生活。这里面，藏了我的一点惋叹。

　　这样一首诗，在我看来，无论如何是“不庸”的。现在竟然成了“不不庸”，正可以用来证明我上面说的，诗歌理念的进化差异所导致阅读中敌视、恶搞的可能。

　　关于这首《杂事诗》，有两个题外话：一、每次我敲“庸诗”这个词，电脑里先冲出来的词是：“勇士”。二、我在一年前撰文批评过那个“庸诗榜”对李伟的一首好诗进行恶搞的行径。况且在我看来，无论是他们去年评选的“诗性人物”萨达姆和王菲，还是今年的汤唯等，都与诗歌没什么关系，属于文人的媚俗与扯淡。

　　徐江：作家。著有随笔集《爱钱的请举手》、批评集《十作家批判书》《十诗人批判书》等。

　　江郎才劲